可以消除癌痛折磨
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癌痛每天都在影响无数患者的生活。据世卫统计，50%的癌症病人有疼痛症状，70%的晚期癌症患者认为癌痛是主要症状，30%的癌症病人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我国的调查也显示：70%晚期癌症病人的疼痛难以忍受。与这个惊人数字相对应的，是癌痛给患者和家属带来的巨大折磨。
一个正在候诊的晚期直患者突然疼痛发作。在众人注视下，这名50多岁的男子脸色蜡黄、汗流浃背、浑身颤抖。他双手紧紧抓住轮椅，想让自己的痛苦看上去不那么明显，但是剧烈的疼痛令他徒劳无功——这是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的一幕。目睹此情此景，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教授在及时治疗的同时感叹说：“癌痛带给患者的不仅是痛苦，有时还是尊严的丧失。”对此，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罗爱伦教授也深有感触：“如果没有经历过，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那种痛苦。病人疼起来时，别说大汗淋漓、满地打滚，就连求医生‘让我死吧’的都有，甚至发生自杀的悲剧。”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癌痛学组组长倪家骧还告诉记者，很多家属告诉他，由于家里人患癌，晚上经常要起来照顾，结果弄得第二天班都没法上。倪教授说：癌痛影响的不仅仅是患者自己，还有他们的家人。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开始把癌痛治疗作为一个治疗项目来看待，我国也于1990年左右将其提上了议事日程。罗爱伦教授介绍说，1982年，世卫提出了癌痛的三阶梯治疗方案：轻度一般可以忍受，能正常生活，主要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止痛药;中度为持续性疼痛，睡眠受到干扰，食欲有所减退，主要应用弱阿片类药物(如可待因);重度为睡眠和饮食受到严重干扰，疼痛加剧，需要使用强阿片类药物(如吗啡)。可以看到，在癌痛治疗中，药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宇光教授告诉记者，医疗目的吗啡的消耗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疼痛治疗水平的客观指标，此类药物医疗目的使用量越高，说明一个国家对疼痛治疗越重视，对生命质量越关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人均吗啡使用量为0.01毫克/年，丹麦的使用量为我们的6500倍，美国为2800倍。现在随着技术和观念的进步，我国每年医疗目的吗啡使用量由10千克增加到了目前的250千克以上，差距明显缩小，但整体的疼痛治疗水平任重道远。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癌症病人能得到全面疼痛治疗的不到30%。倪家骧教授认为，在我国，大城市的癌症患者有一半能得到癌痛治疗，而小城市和农村能得到相应治疗的患者很少。过低的医疗目的麻醉药物使用量自然对应着过低的癌痛治疗率。
很多人对吗啡有误解
十几年过去了，为何我国的癌痛治疗水平还这么低?倪教授认为，首先是癌痛治疗未被纳入医保，选择的人自然少，贾老太告诉记者，这次进行疼痛治疗全是家里出钱，“给孩子添了不少负担”;其次，我国医疗水平较低，他到地方医院去时遇到不少“不知道癌痛还要治疗”的医生，还有一些医护人员知道该治却不得其法，而在发达国家，止痛是肿瘤医生等专科医师考核的必须内容;其三是专门从事止痛治疗的大夫很少，疼痛专业的软件和硬件急需投入。
罗爱伦教授指出，这还不算什么，现在最急需更新的是人们的用药意识。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应用麻醉药品的顾虑较多。“吗啡”这两个字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毒品，会让人上瘾。这样的意识严重影响到对癌症病人的用药，主要表现就是“成瘾恐惧症”——将耐药和成瘾混为一谈。倪家骧教授指出，这种阻力首先来自患者和家属。“家属反对使用吗啡是常事，都说害怕患者上瘾”，但有些医务人员面对疼得满地打滚的病人，居然也抱着这样一种观点：现在能忍就少用点，免得上瘾以后不管事。对于这种现象，倪教授哭笑不得。
黄宇光教授指出，“耐药”是指药物作用在使用过程中逐渐下降，必须通过提高剂量来达到原有的止痛效果，只要疼痛消失，病人可以成功停止药物治疗;而“成瘾”或称为“心理依赖”则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病人不管痛与不痛都对药物存在异常的渴求。黄教授说，成瘾的人追求的是大剂量注射后血液内药物浓度突增带来的“快感”，而现在使用的都是控释、缓释型口服药，作用持久均匀，不会带来这种感觉。孙燕院士说过，他治了一辈子癌症病人，还没见过吃药成瘾的。记者了解到，世卫三阶梯方案就明确指出，治疗癌痛时应注意5点要求，即口服、按时、按阶梯、个体用药和注意治疗副作用。美国的一项调查也显示：1万余例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的病人中，仅22人成瘾，而这些人都曾有药物滥用史。
在号称“欧洲最大医院”的德国柏林夏利特医院，记者采访了癌症治疗专家贝恩德教授。贝恩德教授说，目前，欧洲多家权威部门一致推荐：吗啡是治疗中至重度癌痛的首选药，口服是癌痛治疗的最佳给药途径。杜冷丁不能代替吗啡用于治疗癌痛，它只可用于短时急性疼痛，长期使用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毒性、肾脏损害等。
癌痛是可以治疗的即使解决了对阿片类药物的不正确认识，还有层层“关卡”需要克服。在宣武医院，记者了解到，申请阿片类药物需要户口本、身份证、大病历等各种证明，完成一次申请，至少得半天。别说耽误了止痛，这种过程本身就让患者和家属觉得吗啡等阿片类药物“十分可怕”。在一些地方，申请此类药物甚至要“审查”半个月，结果发生了审查还没结束病人就痛死了，家属来要户口本作死亡证明的事。倪家骧教授告诉记者，现在的问题是大城市对吗啡类药品管得太严，时常耽误治疗;而基层控制不严，很多非法流失了出去。他认为，对于注射剂和针剂，应该严格管理，只在医院内使用，因为这是可能被成瘾者利用的剂型;而对于止痛主力的口服药，尤其是控释和缓释片，应该放宽一些，让病人更容易得到。罗爱伦教授也认为，不能因为个别不好的现象而对绝大部分真正需要止痛治疗的病人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