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8年间，在青海塔尔寺修习经典，拜兴萨葛根(宗喀巴大师之母转世者)为师。此间，从色日特葛根、阿拉格葛根、却西葛根、米那格葛根、九世班禅大师等金刚大师领授密部多种灌顶。经过10年学修密宗经典，并按教规次第答辩，获得林瑟格布楚学位。

1938年，应父亲图布信吉尔嘎拉和札萨克旗王爷沙格德扎布以及当地僧众的要求，返回札萨克召讲授经论。1940年农曆三月，在札萨克召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聚集信徒达6．000余人。1943年，应塔尔寺阿嘉葛根和米那格葛根的邀请，返回塔尔寺修习经典。在那段时间，他不仅精读丁(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的详解及藏文文学理论，而且还进一步研究了(中观论)。

1943年乌兰葛根接到札萨克达王和喇嘛的来信，信中称“由于国民党部队的内讧，札萨克召大部分被焚烧，请求上师回寺，决定修复之计。”为此于1944年再次返回原籍。当时见到佛殿被烧成一片废墟，心中十分难过。他向全旗各地发出通知，让僧众儘快回寺，同心协力修复寺庙。

1946年农曆四月十五日，乌兰葛根在塔尔寺由金刚上师阿拉格葛根·吉格米德飞仁扎木苏大师任传戒堪布，完整地举行加行、正行、结行等仪式。接受比丘戒。

1948年正月七日，出任居巴扎仓堪布，1950年御任。乌兰葛根在担任居巴扎仓堪布期间，在提高居巴扎仓的闻思修持等各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当时的塔尔寺法台达格色尔葛根特意多次推荐他出任塔尔寺堪布，但他一一婉言谢绝了。

1951年，班禅大师应党和政府的邀请前去北京参观游览，乌兰葛根也作为塔尔寺的代表陪同班禅一同前往，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政领导的亲切接见。并且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陪同班禅大师前往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款待。当时还接受了毛主席亲自签字后赠送的礼品(如，一本共同纲领、整匹黄缎子、腰带、眼镜、主席像及北京市风景册等)。之后还继续陪同班禅大师前往天津、上海、杭州、西安等地参观游览。

回到塔尔寺后，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活动，乌兰葛根还给国家捐献了4锭50两元宝及2000块银元。

1951年农曆八月，班禅大师应塔尔寺僧众的请求，为他们传授《时轮大灌顶》。此次灌顶乌兰葛根受班禅大师委託担任金刚上座。同年11月，班禅大师又给乌兰葛根赐封了“额尔德尼莫日根班弟达堪布”封号，同时还赐给了九世班禅却吉尼玛的法衣为主的许多稀有珍品。

1952年农曆二月七日，正式出任塔尔寺第84任堪布(法台)。内蒙古人出任塔尔寺法台，这还是第一次。他在塔尔寺法台任期期间，还代表塔尔寺参加了全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佛协常务理事。塔尔寺法台任期届满后，他应阿拉善旗亲王达里扎雅之请，前去阿拉善旗各地举行三次时轮金刚法会，聚集信徒达15000余人次。

1954年10月末，应塔尔寺执事会之请求，葛根从阿拉善左旗动身返回塔尔寺，目的是主持办理有关塔尔寺方面接待达赖和班禅二位大师的前期準备工作。1955年农曆二月和三月，乌兰葛根以塔尔寺的全权代表身份出面迎接并接待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

1957年农曆十二月初三，乌兰葛根从塔尔寺出发，和随从一道前去西藏佛教圣地，十二月二十一日，到拉萨，首先朝拜大召、小召二寺。

十二月二十五日(农曆)前去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奉献了哈达、曼扎、佛经、佛像、佛塔、两锭元宝，两匹绸缎及原伊克昭盟达王敖其尔胡雅克图的奉物清单等见面礼，拜谒了达赖喇嘛。

十五日，参加了由达赖喇嘛主持，两万多名比丘参加的祈愿大去会。随后分别朝拜了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

(农曆)二月二十五日应达糗喇嘛的邀请前去罗布林卡。届时达赖喇嘛亲自册封乌兰葛根为“显法乌兰呼图克图”并给他册封书，大小印玺及伞盖等呼图克图所需仪仗用品和许多珍贵礼品。

三月初三前往扎什伦布寺。到达之后，朝拜了各佛殿佛塔并没供发愿。十五日前夕向班禅大师奉献了哈达、曼扎、佛经、佛像、佛塔、两锭元宝、两匹绸缎等见面礼，拜谒了班禅大师。

五月末，乌兰葛相乘坐了解放军军车返回西宁市。当时在整个青海省已经普遍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政府把青海地区的大部分上层喇嘛都召集到西宁市集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鸟兰葛根也参加了集中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把达赖喇嘛所给的册封书及大小印玺等物品原封未动地全部交给了青海省政府。

从1958年开始，随着西藏反革命叛乱事件的发生，青海省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骚乱。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内蒙古政府派专人前往塔尔寺，招内蒙古籍的300多名喇嘛接回呼和浩特市，由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宗教事务局等单位出面在席力图召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学习期满，大部分喇嘛都返回各自的故乡，乌兰葛根留在呼和浩特市继续学习。1964年安排为内蒙古佛教协会驻会常务理事。

从1966--1976年期间，乌兰葛根同其他成千上万人一样也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在身心等方面都蒙受了严重摧残。打倒“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宗教界的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党和政府于1980年12月份召开了文革以来的首次全国佛协代表大会，重视佛教界的情况，全国各地各级组织在恢复重建寺庙，实行信仰自由，给上层喇嘛落实政策，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乌兰葛根也完全获得了自由，并开始全心全意地抓教务方面的工作。他在党和政府与广大宗教界人士间的联繫及在贯彻落实宗教政策等方面起到了桥樑作用。

乌兰葛根与十世班禅大师之间的后期关係，有必要记述其一二。1980年底，为参加“文革”以来的首届全国佛协代表大会，他和其他代表们一同前往北京。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班禅大师突然亲自来到他所住的房间，师徒二人久别重逢，那喜悦心情是难以表达的。当时二人互述“文革”中的经历，交谈了很长时间。直到1988年间，葛根每次为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或全国佛协会议而进京时，班禅大师都亲自到他下榻的宾馆，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以外，还邀请他到自己家中设宴款待。

在那些日子里，班禅大师还经常向乌兰葛根提起他的一个重要愿望，说“先世诸班禅都曾到过内蒙古，在那儿我不仅有很多弟子，而且在宗教事务方面我们也有很密切的联繫，今世我无论如何也很想再一次去一趟内蒙古”。关于这个问题回到内蒙古，就曾给班禅大师去过邀请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班祥大师未能如愿。

1988年春，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曾与班禅大师会过面，谁知这竟然成了最后决别。十世班禅大师于1989年1月28日在西藏扎什伦布寺与世长辞。1989年2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班禅大师的追悼大会。乌兰葛根代表内蒙古喇嘛教界参加了追悼会。

1991年3月份乌兰葛根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代表大会期间，应中央统战部的邀请，与从拉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前来的诸葛根们一同参加了有关商讨寻访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工作会议。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充分注意了给乌兰葛根落实政策这一工作。因此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给了他很高的地位。1982年以来乌兰葛根当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委员。1984年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会长。1985年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7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90年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