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变世人对结党的偏见，1770年，柏克出版了《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他在书里断言议会中有一个帮派，自称为“国王的朋友”，自诩为不党不附，凡内阁必支持，他们在摧毁着英国的宪政。不仅以结党为政治的必须，还以结党为政治的道德，在政治哲学的历史上，柏克是第一人。针对“结党之为善是偶然，为害是必然”的常人之见，柏克反驳说，政党“对于克尽公共的职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它堕落为乱国的朋党，却只是偶然的、事不经有的”。

英格兰一国，素以“平衡政体”自傲于人。依孟德斯鸠对英国政体的论述．英国的统治权，含君主、贵族和平民三部分，为了受统治的臣民之益，三者平衡而相制约。用帕雷的话说，“每一支立法权的滥用，莫不受抵制于与之对立的另一支立法权”。但理论终归是理论。“光荣革命”后，下院的势力大涨，汉诺瓦家族之继承英国的王位，又由辉格党人“作俑”并支持，故英国的政治，1714年之前，大体上说，是垄断于辉格党人之手的；1744年之前，出任政府高官的，又多是最大的辉格党家族派尔罕家族的代理、裙带与盟友。这一“政治霸权”的支柱有两根一是通过封官晋爵、口舌之捷给和手段的老到，巧妙地操纵上下两院；二是与君主的契约一致。内阁执掌权力，有国王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直接的荫庇，在议会中，国王的影响也很大；但只有他亲选的大臣，才能得这样的“恩待”。在前两位乔治的统治下。所谓“平衡”，每体现于国王与辉格党大臣的处同一阵线；故政治体製得以平稳地运行。被排斥于体制之外者，是已遭废黜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子孙；他们曾两度兴兵，以图推翻汉诺瓦家族的统治（1714年和1745年），但均以惨败而终。至1760年乔治三世登基时，“僭君”的事业已日暮途穷。所谓“无世传的遗民”，随着旧托利党人的老迈与死亡，他们的后代们，渐渐依附了新朝；“僭君”事业的同情者，在体制中，或被投贤置散，或因改节而被纳入于体制，如着名的老皮特。

乔治三世的登基，翻开了国事的新局。在1760年，旧托利党人不依附新朝，是无所用其忠心的；而所谓“托利党”，也已名存实亡；故辉格党人的支持，已不再关乎汉诺瓦王朝的命运；派尔罕家族的庞大势力，反成了乔治三世“宸纲独断”的障碍。所以他登基不久，便决定撇开辉格党人而自行其是，于是他清洗了旧臣，擢他的亲幸、即柏克不屑于言之的布特勋爵于首相的宝座。然后在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收买下院的议员。君权势力急剧地扩张起来，英国的政治陷入混乱，君权在政体中的角色，再度成为政治中的话题。

1763年，布特怵于政治的繁难，辞去了首相一职；此后一直到1770年，不曾有一届内阁能取得君主的荫庇和下院多数成员的支持。格伦维尔（1763-一1765）和罗金厄姆的内阁（1765—1766），虽得势于下院，却失意于国王；老皮特（1766—1767）做到了左右逢源，但失去了理智，格拉夫顿（1767—1770）则手足无措，不知计之安出。在政局的扰攘中，诺斯终于露面了；他左右逢迎，既得君主的恩宠，也获得了下院的支持；执掌英国的大位长达12年之久，这期间，因他的有术无学，性格之摇摆，最终促成了美洲的大叛乱，及美洲独立的结果。

在这些不成功的首相中，罗金厄姆勋爵是坚定的辉格党人，下台后，他成了议会中反对派的领袖；乔治三世一朝的前期政治中，处处有他的影子。他是乔治三世扩张君权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在政治斗争的，两派也大张笔锋与口辩，为自己的行为做政治与道德上的辩护。

罗金厄姆和他朋友们所以能对抗国王，是因为他们都是家财万贯的人，不像诺斯等人那样，生活依赖于国王的俸禄，而国王培植势力的主要途径，当时主要是靠俸禄与收买；家财万贯的人，自然不受收买。，他和他的朋友们多出身于高门，年轻时即继承了爵位，荣誉感甚强，行事素不依附于他人；第三，他们在掌权之前，已颇孚民望，不像布特、诺斯等人那样，地位是随国王的拔擢而来、随国王的罢黜而去的；，他们与乔治三世多是同一代人，而乔治家族所以能取得英国的王位，可以说是他们的祖先功劳，这一点，也使他们不大把国王放在眼里。故1775年出任首相后，他自行其是的作风，很快便与乔治扩张君权的企图发生了冲突；一年后倒台。但由于罗金厄姆广孚众望，势力颇大，英国的政治陷入了分裂；一场原则性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国王任命自己的大臣，是端凭一己的好恶呢，还是尊重公众的意见？这个问题在当时人的眼里，既是政体的，也是道德的。

平衡与制约，虽是英国宪制的大原则，但每一支权力之範围的小大，因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故须求之于先例与习惯；而先例的解释，可人见不同，习惯的延续，又可依时势而因革，而转移；对于如何找到权力的平衡点，人们的意见是模糊的。故国王一党的人说国王选僕人、包括替他理国安民的僕人，是自有威权、他人不可以置喙的。这说法，罗金厄姆党自然不苟同；但英国人的性格，是偏好于解释旧原则，而不另树新义；这保守的精神，每能避免政体的危机。所以他们说，这一点，是君主的特权，就理论而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实际则颇不易行；王权的影响，目前是太大了，这打破了政体的平衡；而且王权的行使每出于私意，不出于公心，故公众对目前的政治是颇为反感的；这已严重影响了内政、外交和殖民事务。国王若想国泰民安，重新获取国民的好感，那幺任命大臣，就必须出于明显的公益之动机，尊重公众的意见。

简言之，罗金厄姆一党的人并不否认国王的特权，但实际中，却不允许王权尽其理论上的极限；而要受制于“公意”和“公共的动机”。这样一来，该问题的道德一面就出现了。

现代的政治，本无所用于道德，制度完善的用意，是使贤者无所用其贤，不肖者亦无所见其不肖。但柏克时代的英国，行政几乎是政治的全部，执政者自行其是的余地也太大，行为的可与否，并无事先的程式可约束；故当时的政治中，道德仍是一件大事。道德的问题，当时亦有两面一、什幺是政治道德？二、谁适宜维持政治的道德？第一个问题是很简单的。用我们的话说，“心里装着大多数人民”，就是政治的道德。在这一点上，国王的人与反对者之间并没有分歧；任命大臣、行使权力须出于公益，而不是一己的私好或利益，是双方都承认的。但此后，两派就分道扬镳了。因为何为公益，是颇不易确定的；国王任命大臣、或大臣们施政，有自以为是出于公益、而结果却有害于公益者，也有出于私利却以人民的利益为名者。做事是不是出于公益，察心见志是不可能的。解决这个问题，假如舍制度而任道德，如当时的人所做的那样，则下面的问题不可避免哪一类人最适宜维护政治的道德？国王派的回答自然是国王，他们说，舍公而行私的原因，无非是贪财而已，以国王的财产，他是必不受这样的诱惑的。、但却是最重要的英国既是王家的“产业”，人民的利益之外，他并无自己的利益，他“最代表人民”，是“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所以由国王凭自己的好恶任命大臣，是最符合公益的——这一套逻辑。可见于当时的杂誌《旁听者》中（1762年3月17日）。

而《旁听者》的逻辑，罗金厄姆的辉格党也可以採用，比如说国王固然富得不至于因贪婪而害公益，但罗金厄姆又何尝不如此？他也是富可敌国的。至于国王是不是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反对者不置可否；因为历史不支持这样的说法；退一步说，即便如此，也还有如何去“代表”才能促进公益的问题；而“代表”的最好办法，应该是顺从公意。至于道德的邪恶，两派也各执一词麦尔康姆勋爵在致布特的信中说，在乔治二世一朝，辉格党人“打着为全体人民负责的幌子，独霸了王室的好处和势力，并分给了自己的党徒。”国王党的人还说，结党就是为了营私，所以党派是祸国的源头，必须刬除之。被乔治三世罢黜的辉格党人（即罗金厄姆派）则说，结党是人的天性所趋；也是使自己的政治主张产生效力的必要手段；对维护政治的道德，政党是必要的工具；而且君权势力的扩张，已破坏了宪政的平衡，使得内政不理，外交紊乱；不结党，是不足以遏止乱局的。但大体上看，双方所着力的，多在于把政治的品德归于自己，而少在于把邪恶归于对方。

在这一场争论中，柏克发表了《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他以自己的政治信仰为基础，把罗金厄姆派的论据做了严密的组织。

《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涉及的是18世纪英国政治中最混乱的一幕。既是柏克的名篇，对理解其关于美洲的三篇文章也极有帮助。作者以自己的政治信仰为基础，把罗金厄姆派的论据做了严密的组织。出版当年（1770年）即印刷了三版。这是一本用于宣传的小册子，容或有党派的偏见，但通体看来，它仍是一本柏克最富政治智慧的文字之一，也是最早为政党做道德辩护的文字。对后来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影响颇深远。

爱德蒙·柏克（1729一1797），英国着名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他经常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和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为辉格党里的保守主义主要人物（他还以“老辉格”自称），反对党内提倡革命的“新辉格”。

他的主要着作有《法国革命论》《自由与传统》《美洲三书》等，还出版了许多与美学有关的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