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一向重视诚实信用这一伦理标準。“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沿袭下来的一个道德信条。到了现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在日本，乃至其他欧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诚实信用这一道德準则进一步提升到民商立法中去，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民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帝王规则”、“吾临法域”，可见诚实信用原则之重要性。如果说意思自治原则到私法自治原则是现代市场经济即市民社会对法治的最为深情的呼唤，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法既民商法的灵魂，把广大商人和公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话，那幺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便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两支辅翼，这两项原则作为一种约束机制与意思自治原则的激活机制一张一弛，共同有机和谐地调节着市场经济生活。特别是对防止民事主体滥用意思自治原则来说，诚实信用原则更是功高无量。严格来说，公序良俗也是从诚实信用原则引申来的。诚实信用原则兼具有道德性规范和法律性规范的双重特点，虽然不是一项具体的制度，但作为一项抽象的原则，对于一切民事主体的一切民事行动发挥着制约作用。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时，应当讲究信用，严守诺言，不把自己利益的获得建立在损害国家，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应当在不损害国家、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中国（中国大陆）诚实信用原则起步较晚，但在广泛借鉴世界各国研究的新成果上作出了一些必要和有益的準备，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社会时代的代言人，司法机关的如意工具，起到了无法估量的重要作用。，我也就诚实信用原则在中国的现代状况及发展问题谈一谈我的看法。正如一切重要的法律概念一样，诚实信用原则在理论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诚实信用即是怀有善意、诚实、公开、忠诚没有欺骗或欺诈，具有真实、实际，没有假装或伪装的。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

根据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依据契约条件，而且要依据诚实观念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依裁判官法的规定，当事人因误信有发生债的原因而承认债务，实际上该原因并不存在时，可以提起“诈欺之抗辩”，以拒绝履行。根据市民法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因错误而履行该项债务时，可以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请求他方返还已履行的财产。如果尚未履行，可以提起“无原因之诉”，请求宣告其不受该债务的拘束。

诚实信用原则发展历史

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依诚信方法履行。

1863年的《萨克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应遵守诚信，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

由于19世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诚信原则尚未受到资产阶级民法典的足够重视，而仅仅适用于契约的履行。19世纪末叶以后，法律从个人本位向团体本位发展，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範围逐渐扩大。

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契约应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诚信以解释之”。第242条规定“债务人负有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信义，以为给付之义务。”

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这就将诚信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係，扩充到民法中的一般权利义务关係。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书》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真、羞战并称为“六虱”。而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中。大致经历了罗马法、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三个阶段。罗马法阶段体现了商品经济对法律的一般要求，当事人的诚实信用是履行契约的可靠保障。近代民法阶段，资产阶级基于法治国的思想，保留了对当事人的诚信要求，但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诚实信用原则被限制在债法的适用範围内，或规定为契约履行的基本準则，儘管如此，也为以后的立法奠定了基础。现代民法阶段，诚实信用原则的诚信要求与自由裁量权定向统一，承认了法官的能动性，对发展和补充法律起了很大作用，还规定了任何人都必须诚信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标誌着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应该说，中国学界在对诚信原则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上无其争议，但缺乏像徐国栋先生那样对历史资料的完整系统的理性分析，从徐国栋先生《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为中心》、《诚实信用原则二题》二文可以发现，徐先生始终不断地从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渊源中汲取养分，一方面用其来丰富现代诚信原则的内涵，另一方面亦为大家指出诚信原则未来之研究方向。对于法学家来说，历史并非简单的陈述，而应从历史中法之现象的发展规律及其深刻内涵，从而为其未来之发展指明方向，可以说，徐国栋先生之研究成果堪称国内之典範楷模。

关于诚信原则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四种学说。

该说认为诚信原则及外延不确定但具有强力的一般条款，其作为一般条款来指导当事人正确进行民事活动，来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填补法律空白。

其认为，究其本质，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具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裁量权，能够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係。也就是说诚信原则具有法律调整和道德调整的双重功能。

徐国栋先生认为，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当以善意心理状态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在进行民事活动，履行民事义务时，既要维护各方面当事人的利益平衡，还要维护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那诚信原则谋求的是民事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而这三方利益平衡的实现，有赖于人们以诚实之理善意的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并通过法官之公正的创造性的司法来最终加以维护。

徐国栋

其认为诚信原则是对民事活动参加者不进行任何欺诈，恪守信用的要求。亦有人认为还有“衡平说”，但我认为“衡平说”实际上只是“利益平衡说”，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所谓诚信原则是掌握在法官手中的平衡法，只不过是说在司法中法官须依诚信原则，通过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来得出公正之判决。

我认为“语义说”我望文生义之嫌，并且只看到诚信原则对在民事活动的指导意义，而并未看到其对司法活动的巨大价值意义，从而将诚信原则的指导功能限制在了一个较窄的範围内。而“双重功能说”与“利益平衡说”是从不同角度对“一般条款说”的延伸性解释，“双重功能说”从功能的角度揭示了作为一般条款的诚信原则的内涵，而利益平衡说则是从作用机制（注即通过利益平衡来实现公平）的角度阐释诚信原则的内涵，我个人认为将诚信原则的内涵界定为“外延不确定的强制性一般条款”更佳。

诚信原则，在法律上的诚信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诚信，是将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是一般诚信的法律化。

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本质是，法官通过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扩张性解释，并依其处理一些特殊案件，以实现个案处理结果公平，正义之目标，从而对法律进行实质性发展的能动性司法活动。之所以将其本质做以上定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是现代民法价值理念的体现，现代民法的理念价值----实质正义是历史的产物。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19世纪的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即所谓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已经丧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造成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迫使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必须面对现实，抛弃近代民法的形式主义。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20世纪之初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所共同面对的难题，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应孕而生的。其经过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的不断挖掘，被予以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最终从近代民法中的契约原则上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理念-----实质之义。逐渐取代近代民法概念形式主义过程中在民法立法模式上的重要体现之一。现代民法实质正义的理念的形成，促进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而诚实信用原则则全面贯穿了实质正义的精神。现代民法理念的形成与相应的立法的出现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係，互相促进，互为条件。贯彻实质正义精神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客观上体现为两种利益关係的平衡，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即社会妥当性。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必须以这两点为价值目标，其本质体现为公平、正义。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是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社会生活条件在法官上涵盖範围的无限性以及其时间範围内的千变万化，与体现了认识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成交，法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法律既不可能对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关係都予以明确规定，也不可能在时间上随时根据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致使成文法存在“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局限性。为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大多数成文法国家採取及时修改有关法律条文这一措施外，大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明确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承认法官有造法之功能。

二是立法者在法典中建立一些“框架”概念通过法官对这些“框架”概念来适用，以处理各种难以预料的社会现象。就中国的司法制度来看，中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赋予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即法官通过司法活动直接进行的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中国弥补成文法的不足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官对法律作出相应的解释并以调整相关的社会关係来实现的，对作为“框架概念”的典型代表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是法官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过程。

法官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具有能动性，这是由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弹性规则和强性补充规则的特点所决定的，立法者为弥补成文法的不足而建立起的“框架”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十分不明确。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乃属于白纸规定”、“无色透明”，也就是说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作用无所不在。只要在适用成文法的过程中出现漏洞与不足，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作用就会被运用和体现。这也决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适用上的强制性，在民事活动中，其具体体现为无论当事人是否约定，诚实信用原则都是约束双方当事权利义务的条款，使当事人不仅要承担约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这种强制的补充性义务，并且当事人也不得约定排除适用，即使约定排除，其效力也归于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讲，诚实信用原则是当事人进行任何民事活动时，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组成部分。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应尊重这种体现为民事权利的私权，并地适用作为私权表现形式的诚实信用原则，不须以当事人是否明确作出意思表示为标準，，法官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具有能动性。

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在实质是发展了现行法、成文法的局限性决定了补充性规则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的也决定这些规则只能处于补充性的地位，这种补充地位是相对于其它现行法规而言的，这就决定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只有当现行法律规定没有规定如何处理，或者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处理，会造成当事人之间实质上的不公平或使社会利益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法官才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并依据某种价值观念，判断标準对其做出相应解释后，继而做出裁判。法官做出这种判决的实质依据是某种价值观念，判断标準，而不是已有的法律条文。而依据这些价值观念，判断标準所作出的审理结果，无疑是不可能依据其他已有法律条文所能达到的。，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无论是在审理依据上还是在审理结果上都不同于适用其它现有的法律条文，并且在审理结果上应优先于现有法，否则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目的。

1、补充性（指诚信原则对法律关係的内部修补作用）

2、不确定性（即诚信原则对法律具体规定不足的补救作用）

3、衡平性（即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1、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功能（即指导当事人正确进行民事活动，相当于行为规范功能）；

2、完善立法机制，承认司法活动能动性（即授予自由裁量权功能，“法官造法的空白委任状”）；

3、有助于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即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

4、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功能（有助于保障交易安全）

对法官和法院的导向和规制主要体现

（一）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控制。为了贯彻诚信原则，法律上要求公开心证，即法官在判决书中应当详细说明判决的理由。

（二）对法官的自由裁量进行控制。法律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法律的稳定性情况来讲，就要法官必须从立法的宗旨出发，以诚实之心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探求法律的本意，根据具体案情，合理地解决纠纷，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法官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

（三）禁止突袭裁判。要求法官通过诉讼程式与当事人充分交涉，保障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权利。

由于诚实信用原则功能在实践中的凸显，诚实信用原则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学者谓之“帝王条款”。 所有具体的民事立法均不得违反该原则或对该原则有所保留。

它不意思自治原则的修正与必要限制，也与公平原则有同等价值，它还衍生出类如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情势变更等众多下位原则。它适用于契约的订立、履行和解释，扩及于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

也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应从帝王的宝座退位，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或补充。

1、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要诚实，不弄虚作假，不欺诈，进行正当竞争；

2、民事主体应善意行使权利，不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方式来获取私利；

3、民事主体应信守诺言，不擅自毁约，严格按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履行义务，兼顾各方利益；

4、在当事人约定不明确或者订约后客观情形发生重大改变时，应依诚实信用的要求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我国2012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範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司法实践中，恶意诉讼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有损司法权威。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草案拟增加当事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这一原则，体现了立法者顺应社会普遍关注和审判实践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维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保障了正常的审判秩序。

第四条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约法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在订立契约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契约，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契约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在订立契约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契约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 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契约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二条　契约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