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字型，是五大字型之一，即篆书字型、隶书字型、草书字型、楷书字型、行书字型。行书字型是继楷书之后产生的一种书体，产生在汉代。行书字型，到了东晋王羲之发展成熟，达到顶峰，两千年无出左右。唐代理论家张怀瓘《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刘德升小改楷书创造了行书，被称为“行书之主”。行书相对楷书而言，比在楷书之后。书法的产生会有许多交叉，但论先后，比有迹可循。张怀瓘着书，证明唐已有行书，它的产生肯定早于唐。汉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隶书草书和楷书几乎都是在汉同一个时期产生形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已经具备了传承和传播的良好条件，我们推断，张氏的行书起源说，一定是有史料和依据的。行书的发展既不象楷书那样稳定，又不想草书那样变化无常。从行书的特点看，不温不火，有板有眼，章法不乱。字型的特点，限定了行书字型的发展。从行书产生以来，学书的临本，基本都是从王羲之开始。即便有变化，变化也不大。后代书家，大都出自王羲之。就连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的《祭侄稿》，也没有例外。行书基本上中规中矩，靠楷书叫行楷，靠草书叫行草，介于两者之间叫行书。

　兰亭位于浙江绍兴兰渚山下，据《嘉泰会稽志》载“兰亭在县西南二十七里”，《越绝书》记载“句践种兰渚田”。关于兰亭的称谓，清·于敏《浙程备览》认为“或云兰亭，非右军始，旧亭堠之亭，如邮铺相似，因右军禊会，名遂着于天下。”

兰亭地址，确切在什幺地方，说法不一。王羲之《兰亭集序》仅曰“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究竟在会稽山山脉何处？并不确指。郦道元（？－ 527 年）《水经注·浙江水注》说“浙江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吴郡太守谢勛封兰亭候，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太守王羲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这里讲的湖当指鉴湖，兰溪，即指兰亭溪。当时鉴湖的範围很大，曾流域兰渚山。从这则记载可知兰亭在晋宋章已数次迁移。文献中有关兰亭的记载有

《寰宇记》卷九十六，越州条目中引顾野王《舆地誌》曰“山阴郭西有兰渚，渚有兰亭，王羲之谓曲水之胜境，制序于此。”可见兰亭在湖中。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地理下·陂泽门》卷三曰“山阴县西南有三十里有兰渚，渚有亭曰兰亭羲之旧迹。”可见宋时，兰亭也在湖中。

《嘉泰会稽志》卷九曰“兰渚山在县西南二十七里，王右军《从修禊》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从《嘉泰会稽志》记载来看，兰亭在兰渚山一带，当时鉴湖在兰渚山一带的流域湮废，兰亭已不在湖中。

吕祖谦《东莱吕太师文集》中有《入越记》一篇，曰“十里含晕桥亭，天章寺路口也，才穿松径至寺，晋王羲之之兰亭。”吕祖谦是以天章寺为兰亭故址的。另据《嘉庆山阴县誌》卷七记载“明嘉靖戊申（ 1548 年）郡守沈启移兰亭曲水开天章寺前”，又记载“康熙十二年（ 1673 年），知府许宏勛重建，三十四年（ 1659 年），奉敕重建，有御书《兰亭诗》，勒石于天章寺侧，上覆以亭；三十七年（ 1689 年）复御书‘兰亭'两大字悬之。其前疏为曲水，后为右军祠，密室四廊，清流碧沼，入门“建，虽几经兴废，但基本保持明清格局。

一千六百多年来，兰亭地址几经变迁，如今的兰亭是明朝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由郡守沈启主持，从宋兰亭遗址－－天章寺迁移到此，期间几经兴废。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康熙御笔《兰亭集序》勒石，上覆以亭。清康熙三十四年（ 1695 年），知府宋骏业主持重修。到了清嘉庆三年（ 1718 年），知县伍士备，偕绅士吴寿昌、茹棻等筹资重修兰亭、曲水流觞处、右军祠等。并查明旧兰亭址在东北隅土名石壁下，已垦为农田，于是将垦为农田的旧址重新纳入兰亭。

1914 年，在右军祠内建墨华亭； 1916 年，兰亭增建了文昌阁、驿马亭等建筑。

《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唐太宗撰写。后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製成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十七年后，携梵本佛典到长安，太宗见之甚喜。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并从事译经。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亲自为之撰序，皇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作记，此序和记，与太宗御敕、皇太子笺答、玄奘所译心经，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二十余年，于鹹亨三年（公元672年）刻成此碑，全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碑高九尺四寸六分，宽四尺二寸四分，行书三十行，每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惜今已断裂。现存西安碑林。

怀仁是长安弘福寺僧，能文工书，受诸寺委託，借内府王羲之书迹，煞费苦心，历时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遂使“逸少真迹，鹹萃其中”。碑文选自王书各帖，如知、趣、或、群、然、林、怀、将、风、朗、是、崇、幽、托、为、揽、时、集等字皆取自《兰亭序》。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致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侧，纤微克肖，充分地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简静的境界。”

这种集字的做法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如重複的字较少变化，偏旁拼合的字结体缺少呼应。自此碑以后，效集王羲之书或其他大书法家书的字集为碑刻者不断出现，如僧大雅集《兴福寺碑》，唐玄序集《新译金刚经》等均为佳作，但仍以《集王羲之圣教序》最为成功。

　《伯远帖》，晋，王珣书，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cm，横17.2cm。《伯远帖》是晋王珣(350-401年)写的一封信。原文“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 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风华”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并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钤“乾隆宸翰”、“涵虚朗鑒”二玺。

前隔水御书“家学世范，草圣有传，宣和书谱”12字。下有“乾隆宸翰”、“几暇临池”、“耽书是宿绿”三玺。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御笔又识”，钤“乾”、“隆”二玺。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后有乾隆御绘枯枝文石，并识“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卷尾敕董邦达绘图，邦达有记，又有沈德潜书“三希堂歌”。卷后有董其昌、王肯堂题记。本幅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识。清代所钤宝玺有“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鑒玺”、“宜子孙”、“养心殿鉴藏宝”诸玺。收传印记上钤有“郭氏觯斋秘笈之印”。

王珣《伯远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的尽间，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 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範。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后流散在外。1950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伯远帖》、《中秋帖》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曾经公开展览，并已影印出版。

《伯远帖》行书纸本，因首行有《伯远》二字，遂以帖名。此帖为晋代真迹，王珣书，故列希珍之宝。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余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东晋王洵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为“三希”之三。 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王珣，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着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卒于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僕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謚献穆。董其昌评“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新妇地黄汤帖，唐人摹本。纸本，纵25.73厘米，横24.0厘米。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地黄汤乃一中药名，这是有关该药的尺牍，与王献之《鸭头丸帖》同。王献之真迹未能传承至今，作为模本墨迹有数种传世，其中之一即此《地黄汤帖》。全篇书风柔韧兼备，沉着轩昂，一气呵气。原珍藏于宋内府，高宗赵构题签。为《淳化阁帖》卷第十所收。经贾似道，明代文徵明、王宠、文彭，清代孙承泽、吴荣光、罗振玉递藏后，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三日，通过文求堂归中村不折（1866-1943）所有。卷未有文彭、常生、成亲王、英和等六家观记题跋。吴荣光获此帖时，模刻于所辑集帖《筠清馆帖》。

王献之[1]（344-386）东晋书法家，字子敬，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中书令，故世称大令，为王羲之第七子。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创一格，与父齐名，人称“二王”。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擅名。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着。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墨林快事》评其书曰“笔画劲利，态致萧辣，无一点尘土气，无一分桎梏束缚。”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採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幺丰富。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着摹刻十卷，这就是着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着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给我们学习了解王献之书法留下宝贵资料。

　中国历代皇帝中，字写的好的不乏其人，但称的上真正书法家的却为数不多，如唐太宗李世民、赵佶、赵构等几位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597—649）留下了二件书法名作，均为刻石，一是《晋祠铭》，另一件就是《温泉铭》。《温泉铭》由唐太宗撰文并书，刻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8年），原石已佚。关于唐太宗学书，书史上有一个故事“帝（唐太宗）常病戈法难精，乃作戬字空其右而命虞世南填之。以示魏徵曰‘朕学世南似尽得法？’征曰‘'惟戬字戈颇逼真’”。一语正中唐太宗之要害。

虞世南书法师智永，得二王之法，唐太宗问书于虞，自然也属二王正脉了。唐太宗酷好右军书，利用特权广收右军真迹，朝夕赏玩。又命萧翼由山阴僧辩才处赚得《兰亭序》真迹，死后是否殉葬在昭陵，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唐太宗没有辜负他的优越条件，他的行书深得右军法，雍容遒丽，笔法生动，写此铭时，唐太宗已到晚年，故而书法圆熟流利，浑然天成。值得一提的是唐以前碑刻者为篆、隶、楷书，而行书入碑，应自唐太宗始。这不仅仅是权力的原因，更是唐太宗作为君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体现。

我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他不仅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我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

太宗于日理万机之暇，酷好翰墨，尤爱王羲之之书，曾自撰《王羲之传》，并下诏内府金帛，徵求羲之遗墨，于是物聚于所好，不数年间，各方进献，得正书五卷，草书五十八卷，其中真伪杂陈，更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甄别，又命韩道政、冯承素等精工摹拓，王字遂风行于天下。他每得二王帖，就叫诸王子临摹数百遍，对《兰亭序》更是着了魔似的朝夕揣摩，甚至携归昭陵……。“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焉”。唐太宋的崇王，虽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由于他的喜好，使初唐书风无不纳入王羲之的翼下。加上他以书取仕，使书法广为普及，所以客观上，他对我国书法艺术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宗之书初师承于隋之书家史陵，据《金石录》谓“陵善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又经常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切磋书艺，并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这反映了唐太宗的书法观，亦是相当开放的。后钟意于羲之，朝夕临摹，尤笃爱右军《兰亭稧帖》，置之枕边，常于半夜直把烛临之，书遂大进。太宗善行、草及飞白，尤善临古，殆于逼真，《山谷题跋》谓“太宗英睿不群所学辄便过人，末年诏敕，有魏晋之风，亦是宝贵后不能不废学尔。”传世作品有《晋祠铭》、《温泉铭》等。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从记载上看，唐代《温泉铭》原拓不下几十部，尾题“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墨书一行，证知确为唐初物。后来原拓失传，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于甘肃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今编号为第一十七窟），里头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为唐太宗行书《温泉铭》，残存五十行，另两件为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也是残本。可惜这三件东西现在都不在国内，《温泉铭》、《金刚经》及《化度寺》之前两页，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国，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化度寺》的后十页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国，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温泉铭》书风激越跌宕，字势多奇拗。俞复在帖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对其评价极高。此碑书风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出于帝王的威严，他对王献之却极为不恭，曾云“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蹤，拘束若严家之饿隶。”他讥讽小王之动机，后被宋米芾窥破，米芾《书史》中说得很清楚“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唐太宗扬大王抑小王，曾影响了初唐的书坛，直至孙过庭《书谱》亦据此论。这一过错，一方面因抑制使激厉、奔放一路的书风暂时隐匿，另一方面也使志气平和的大王书风逐渐抹上了宫庭色彩，而渐失光辉。

唐太宗习字作书，有其独到的方法，其《论书》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尔。吾之所以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屏风帖》深得右军草书意趣及使转形势，所不足者正是骨力稍弱。盖草书走笔疾书，最难求者正是骨力，习草书最当体会。

　《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僕射书》，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唐广德二年（公元764）颜真卿写给僕射郭英又的书信手稿。行草书，传有七纸，约64行古时。“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郭英又为了献媚宦官鱼朝恩，在菩提寺行及兴道之会，两次把鱼朝恩排于尚书之前，抬高宦官的座次。为此颜真卿引历代及唐代成规抗争之，写下此长信。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刚烈之气跃然纸上。许多字与行还写得豪宕尽兴，姿态飞动，虎虎有生气。似乎也显示了他刚强耿直而朴实敦厚的性格。宋代米芾在《书史》中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入行草最佳範本之列，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壁”。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

张好好诗 《张好好诗》卷，唐，杜牧书，纸本，行书。纵28.2cm，横16.2cm。该卷书用麻纸，製作相当精细。书用硬笔，笔法劲健，颇多叉笔。这些都是唐代书法的用纸、笔法的特点。《宣和书谱》一书评杜牧书法“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是说作者诗文、书法有统一的风格。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籤“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有宋徽宗的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诗载杜牧《樊川集》中，墨迹的末二句，因伤残缺“洒尽满”、“一书”五字，然不伤书诗的整体精神。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杜牧在洛阳东门与歌妓张好好时隔多年后重新相遇，赠与她此首婉丽含蓄的长诗。他在卷首处写下“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着作述师以双鬟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门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诗篇里充满了对这位才艺双绝却遭遇不幸的歌妓无限的同情，与白居易的《琵琶行》并为伤感迟暮之作。现在，我们仍能从《全唐诗·卷五二○》里找到这首长诗的原文。

《张好好诗》卷由宋徽宗赵佶题名，见于《宣和书谱》卷九，并钤有宋徽宗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后曾递藏于宋代贾似道、明代项元汴、张孝思、清代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1924年，逊帝溥仪将此卷携出宫外，流散于东北。1950年，琉璃厂论文斋老闆靳伯声的弟弟在东北得到此卷，带来北京，转手持往上海。着名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得知此讯息后，急托墨宝斋马保山先生追寻此卷，以免此卷流失海外。幸得上天眷顾，诗卷寻得，张伯驹先生以重金购回，内心狂喜，每晚睡觉都置于枕边，如此数日，爱不释手。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此杜牧所书《张好好诗》卷捐赠政府，珍贵文物重为故宫博物院收藏。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着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书法释文　一曰“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二曰“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四十五岁，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此两首寒食诗，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或元丰七年离开黄州以后。元符三年（1100）是卷收藏者蜀州张氏取之邀黄庭坚观赏，并书一则题跋，与原迹可谓互为辉意映。

《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米芾《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被后人誉为中华第一美帖，系中华十大传世名作之一。墨迹绢本，行书。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米芾三十八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71行658字，署黻款。是米芾三十八岁时（1088年），在蜀素上所书的各体诗八首。

“蜀素”是北宋时四川造的质地精良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製作讲究。有个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装裱成卷，以待名家留下墨宝，此卷相传为邵氏所藏，欲请名家留下墨宝，以遗子孙，可是传了祖孙三代，竟无人敢写。因为丝绸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蜀素帖》经宋代湖州（浙江吴兴）郡守林希收藏二十年后，一直到北宋元祐三年八月，米芾立林希邀请，结伴游览太湖近郊的苕溪，林希取出珍藏的蜀素卷，请米芾书写，米芾才胆过人，当仁不让，一口气写了自作的八首诗。卷中数诗均是当时记游或送行之作。卷末款署“元祐戊辰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黻记”。

《蜀素帖》书于乌丝栏内，但气势丝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纵，用笔俊迈，笔势飞动，提按转折挑，曲尽变化。《拟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后面愈飞动洒脱，神采超逸。米芾用笔喜"八面出锋"，变化莫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因蜀素粗糙，书时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蜀素帖》结构奇险率意，变幻灵动，缩放有效，欹正相生，字形秀丽颀长，风姿翩翩，随意布势，不衫不履。用笔纵横挥洒，洞达跳宕，方圆兼备，刚柔相济，藏锋处微露锋芒，露锋处亦显含蓄，垂露收笔处戛止，似快刀斫削，悬针收笔处有正有侧，或曲或直；提按分明，牵丝劲挺；亦浓亦纤，无乖无戾，亦中亦侧，不燥不润。章法上，紧凑的点画与大段的空白强烈对比，粗重的笔画与轻柔的线条互动出现，流利的笔势与涩滞的笔触相生相济，风樯阵马的动态与沉稳雍容的静意完美结合，形成了《蜀素帖》独具一格的章法。，率意的笔法，奇诡的结体，中和的布局，一洗晋唐以来和平简远的书风，创造出激越痛快、神采奕奕的意境。所以清高士奇曾题诗盛讚此帖“蜀缣织素鸟丝界，米颠书迈欧虞派。出入魏晋酝天真，风樯阵马绝痛快”。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蜀素帖》明代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着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恆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1、王羲之《兰亭序》

2、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

3、王献之《地黄汤贴》

4、王珣《伯远帖》

5、欧阳询《梦奠帖》

6、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

7、李世民《温泉铭》

8、陆谏之《文赋》

9、颜真卿《祭侄文稿》

10、杜牧《张好好诗》

11、杨凝式《卢鸿草堂图跋》

12、李建中《土母帖》

13、苏轼《天际乌云贴》

14、米芾《珊瑚贴》

15、陆游《自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