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是宋诗选本的经典。选诗极有特色，注释翔实。书前有序言，每一诗人前有小传。作者高屋建瓴地对宋代诗人的个性以及宋诗的渊源发展、成败得失，乃至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和梳理。全书旁徵博引，语妙天下。

《宋诗选注》作者钱锺书，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中国现代着名作家、文学研究家。着有《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槐聚诗存》等。

导读
序
柳开
塞上
郑文宝
柳枝词
王禹翶
对雪
寒食
村行
寇準
书河上亭壁
夏日
林逋
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
晏殊
无题
梅尧臣
田家
陶者
田家语
汝坟贫女
鲁山山行
东溪
考试毕登铨楼
苏舜钦
城南感怀呈永叔
夏意
淮中晚泊犊头
初晴游沧浪亭
暑中闲咏
欧阳修
晚泊岳阳
戏答元珍
啼鸟
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
别滁
奉使道中作
柳永
煮海歌
李觏
获稻
乡思
苦雨初霁
陶弼
碧湘门
文同
早晴至报恩山寺
织妇怨
晚至村家
新晴山月
曾巩
西楼
城南
王安石
河北民
即事
葛溪驿
示长安君
初夏即事
悟真院
书湖阴先生壁
泊船瓜洲
江上
夜直
郑獬
采凫茨
道旁稚子
滞客
春尽
刘攽
江南田家
城南行
雨后池上
新晴
王令
饿者行
暑旱苦热
吕南公
老樵
勿愿寿
晁端友
宿济州西门外旅馆
苏轼
和子由渑池怀旧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望海楼晚景
吴中田妇叹
法惠寺横翠阁
饮湖上初晴后雨
书双竹湛师房
中秋月
端午遍游诸寺
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
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南堂
题西林壁
春日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惠崇春江晓景
荔支叹
澄迈驿通潮阁
秦观
泗州东城晚望
春日
秋日
金山晚眺
还自广陵
张耒
感春
劳歌
有感
海州道中
和周廉彦
夜坐
初见嵩山
福昌官舍
孔平仲
霁夜
禾熟
张舜民
打麦
村居
贺铸
清燕堂
野步
题诸葛谼田家壁
宿芥塘佛祠
唐庚
讯囚
春日郊外
栖禅暮归书所见
春归
醉眠
黄庭坚
病起荆江亭即事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新喻道中寄元明
陈师道
别三子
示三子
田家
绝句
春怀示邻里
徐俯
春游湖
洪炎
山中闻杜鹃
四月二十三日晚同太沖表之公实野步
江端友
牛酥行
韩驹
夜泊宁陵
吕本中
春日即事
兵乱后杂诗
柳州开元寺夏雨
连州阳山归路
宗泽
早发
汪藻
春日
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
即事
王庭珪
和周秀实田家行
移居东村作
二月二日出郊
曾几
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
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
三衢道中
李纲
病牛
李弥逊
云门道中晚步
东岗晚步
春日即事
陈与义
襄邑道中
中牟道中
清明
雨晴
登岳阳楼
春寒
……
补注
附录

序

关于宋代诗歌的主要变化和流派，所选各个诗人的简评里讲了一些；关于诗歌反映的历史情况，在所选作品的注释里也讲了一些。这里不再重複，只补充几点。
一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郝经《陵川文集》卷十《温公画象》，赵汸《东山先生存稿》卷一《观舆图有感》第四首自注。)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剑南诗稿》卷十二）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曾把南唐吞併，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五十四载吴伸《万言书》里还引了宋太祖那句话来劝宋高宗不要“止如东晋之南据”。），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冗三费疏》）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费”条）宋初有人在诗里感慨说，年成随你多幺丰收，大多数人还不免穷饿“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 （张咏《乖崖先生文集》卷《悯农》）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实，人民负担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选的唐庚《讯囚》诗就老实不客气的说大官小吏都是盗窃人民“膏血”的贼。国内统治阶级和人民民众的矛盾因国际的矛盾而牴触得愈加厉害；宋人跟辽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输的，打仗要军费，打败仗要赔款买和，朝廷只有从人民身上去榨取这些开销，例如所选的王安石《河北民》诗就透露这一点，而李觏的《感事》和《村行》两首诗更说得明白“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 “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平时不为备，执事彼何人……” （《李直讲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处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 （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题黎芳洲诗集》引了这两句，还说“所谓长歌之哀非耶?”）
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单就下面选的作品而论，也可以看见几种不同的方式。
下面选了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这是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儘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档案，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惟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幺，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档案，例如下面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徵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下面选了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像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参看亚理士多德《诗学》第1451(乙)、1460(乙)。《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鉏麑自杀以前的独白，古来好些读者都觉得离奇难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为既然是独白，“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麑论》)。对于《长恨歌》故事里“夜半无人私语”那桩情节，似乎还没有人死心眼的问“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或者杀风景的指斥“临邛道士”编造谎话。）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例如《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六十八载杨造《乞罢和议疏》讲到沦陷的人民，就说“窃恐岁月之久，人心懈怠。”）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幺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从韩元吉的记载里，看得出北方虽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里的人民还是怀念祖国。（参看辛启泰辑《稼轩集钞存》卷一《乾道乙酉进美芹十论》里《观衅》第三）范成大的诗就是加强的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所以那样真挚感人。
下面选了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注释引了方回的逸诗作为参照，说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居，免得受异族的统治。这是又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一首咏怀古蹟的诗虽然跟直接感慨时事的诗两样，诗里的思想感情还会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标记，恰像一首咏物诗也可以诗中有人，因而帮助读者知人论世。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里面说“那知平地有青云，只属寻常避世人……何事区区汉天子，种桃辛苦求长年！” 宋诗选注宋诗选注这首诗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时候作的，（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六）寄托在桃花源上的讽喻就跟萧立之诗里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谈之类的长诗、邹浩的《悼陈生》，（《道乡集》卷二）诗很笨拙，叙述的可以说是宋版的桃花源。（这桩奇闻当时颇为流传，例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就有详细的叙述，还说“又闻舒信道尝记之甚详，求其本不获。”南宋初康兴之《昨梦录》记杨可试兄弟被老人引入“西京山中大穴”，内有“大聚落”，可供隐居，也正是桃花源的变相。）有个宁波人陈生，搭海船上南通泰县一带，被暴风吹到蓬莱峰，看见山里修仙的“处士”，是唐末避乱来的，和“中原”不通讯息“‘于今天子果谁氏?’语罢默默如盲聋”；这位陈生住了一程子，又想应举做官——“书生名利浃肌骨，尘念日久生心胸”——那个处士用缩地法送他回去，谁知道“还家妻子久黄壤，单形双影反匆匆”，陈生就变成疯子。邹浩从他的朋友章潜那里听到这桩奇闻，觉得秦始皇汉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陈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两莫遂，我虽忘情亦欷歔；仲尼之门非所议，率然作诗记其事。”邹浩作这首诗的时候，宋徽宗还没有即位，假如他听到这个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释教，以他那样一个援佛入儒的道学先生，感触準会不同，也许借题发挥，不仅说“非所议”了。邹浩死在靖康之变以前，构想他多活几年，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苦痛，又听得这个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样一个气骨颇硬的人，感触準会不同，也许他的“欷歔”就要亲切一点了。只要看陆游，他处在南宋的偏安局里面，耳闻眼见许多人甘心臣事敌国或者攀附权奸，就自然把桃花源和气节拍合起来，（《剑南诗稿》卷二十三《书陶靖节桃源诗后》“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何况连残山剩水那种托足之地都遭剥夺的萧立之呢?

……
有两部比较流行的书似乎这里非讲一下不可吴之振等的《宋诗钞》和厉鹗等的《宋诗纪事》。这两部书规模很大，用处也不小，只是我们用它们的时候，心里得作几分保留。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据说是吃了钞手偷懒的亏，他“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钞之；吏钞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参看周煇《清波杂誌》卷八。）；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据说是吃了钞手太卖力气的亏，是向人家借了书来选的，因为这些不是自己的书，他“不着笔，又不用签帖其上，但以指甲掐其欲选者，令小胥钞，胥于掐痕侵他幅，亦并钞，牧翁不复省视。”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四上。在书本上掐指甲痕，以为这样可以有痕无迹，看来是明代流行的习惯，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三就讲起过。）在《宋诗钞》的誊写过程里是否发生这类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对于卷帙繁多的别集，它一般都从前面的部分抄得多，从后面的部分抄得很草率。例如只钞了刘克庄《后村居士诗集》卷一至卷十六里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里一字未钞。老去才退诚然是文学史上的普通现象，最初是作者出名全靠作品的力量，到后来往往是作品有名全亏作者的招牌；《宋诗钞》在“凡例”里就声明“宽以存之”，对一个人的早期作品也收得很滥，所以那种前详后略的钞选不会包含什幺批判。，它的许多“小序”也引人误会，例如开卷第一篇把王禹偁说得仿佛他不是在西崑体流行以前早已成家的；在钞选的诗里还偶然製造了混淆，例如把张耒《柯山集》卷十《有感》第三首钞在苏舜钦名下，题目改为《田家词》。管庭芬的《〈宋诗钞〉补》直接从有些别集里採取了作品，时常暗暗把《宋诗纪事》和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来凑数。例如《〈南阳集〉补钞》出于《宋诗纪事》卷十七，《玉楮集钞》完全根据《宋百家诗存》卷十二。至于《宋诗纪事》呢，不用说是部渊博伟大的着作。有些书籍它没有採用到，有些书籍它採用得没有彻底，有些书籍它说採用了而其实只是不可靠的转引，这许多都不必说。有两点是该讲的第一，开错了书名，例如卷四十七把称引尤袤诗句的《诚斋诗话》误作《后村诗话》，害得《常州先哲遗书》里的《〈梁溪集〉补遗》以讹传讹；第二，删改原诗，例如卷七和卷三十三分别从《宋文鑒》里引了孙仅《勘书》诗和潘大临《春日书怀》诗，我们寻出《宋文鑒》卷二十二和卷二十三里这两首诗来一对，发现《宋诗纪事》所载各个短了两联。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是部错误百出的书，把唐代王绩(改名王阗)和张碧的诗补在卷四十三和卷八十八里，把金国麻革的诗补在卷三十九里，卷二王嗣宗《思归》就是《宋诗纪事》卷二的王嗣宗“题关右寺壁”，卷三十一张袁臣的诗就是“宋诗纪事”卷四十六张表臣的诗，卷五十六危正的诗就是《宋诗纪事》卷五十六危稹的诗，诸如此类大约都属于作者自夸的补漏百余家里面的（《仪顾堂题跋》卷十三《(宋诗纪事)跋》。）。虽然这样，它毕竟也供给些难得的材料。在一篇古代诗人的事迹考里，有位大批评家说自己读了许多无用之书，倒也干了一件有用之事，值得人家感谢，因为他读过了这些东西就免得别人再费力去读（莱辛(Lessing)“索福克勒斯”(Sophokles)，见彼得森(J．Petersen)与欧尔斯好森(w．v．O lshausen)合编《莱辛集》第13册，第396页，参看泼朗脱尔(Call Prantl)的经典着作《逻辑学史》(Geschichte der Logik)第四册序文，第3页。）。我们未必可以轻心大意，完全信任吴之振、厉鹗等人的正确和周密，一概不再去看他们看过的书。不过，没有他们的着作，我们的研究就要困难得多。不说别的，他们至少开出了一张宋代诗人的详细名单，指示了无数探讨的线索，这就省掉我们不少心力，值得我们深深感谢。
我也愉快地向几位师友致谢。假如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假如没有何其芳同志、余冠英同志的提示和王伯祥同志的审订，我在作品的选择和注释里还要多些错误；假如没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诸位同志的不厌麻烦的帮助，我在书籍的参考里就会更加疏漏。希望他们接受我的言轻意重的感谢。 　

《宋诗选注》导读

宋诗存世二十五万余首，大约是存世唐诗的五倍。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宋诗似不如唐诗；但在专业读者看来，唐诗和宋诗，堪称“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国古典诗歌体式至唐大备，后世并没有产生出新的形式，在这相对稳定的形式中，唐诗和宋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基本审美範式，元、明、清诗歌大体都可以划归到这两种範式中。如钱锺书先生《谈艺录》所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不像唐诗那样集中和相对直观地呈现诗人的精神风貌与深情雅韵，而是多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体验生活和表现生活，甚至把感情本身也作为理性考察的对象，以至“运思造境，鍊句琢字，皆剥去数层，透过数层”（缪钺《论宋诗》），开出一条以思理取胜的诗歌新路。
相较众多声名赫赫的唐诗选本，宋诗选本不仅总量远为逊色，而且名头响亮的选本更少。古代以清人吴之振的《宋诗钞》和厉鹗的《宋诗纪事》较具代表性，今人则以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影响最大。
《宋诗选注》被列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五种”，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发行后，至今已重印、再版二十余次，发行总量超过四十万册。它原是一本普及性读物，许多学者则将之作为严肃的学术着作来对待，撰写了不少专题研究论文，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普及领域还是专业领域，《宋诗选注》的影响都持续不衰。
《宋诗选注》的内容分为序、选目、评和注四个部分。
序长达万余字，分三节。第一节谈宋诗的时代背景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并以《宋诗选注》中的选目为例，指出宋诗的三种反映社会现实的方式；第二节谈宋诗的优劣和对宋诗的整体评价，指出宋诗的缺点是爱“模仿”、“剿袭”，“资书以为诗”，影响了其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能力；宋诗不善于写爱情，而“爱讲道理，发议论”；优点是在技巧和语言方面比唐人更为精益求精，“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总的评价是“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第三节交待选诗的标準，即“六不选”即押韵的档案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颂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指出选宋诗远较选唐诗为难，需要“儘量翻看宋诗的总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誌等等”。序言中的“六不选”坚持了艺术审美的标準，代表了钱锺书先生对中国诗学的基本看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文艺以政治为第一标準的大气候中，显得尤其珍贵。
选目上，在修订后共选诗人80家，选录诗歌377首，其中绝句192首。所选诗人中，既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文天祥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名家，又有文同、王令、吕南公、唐庚、洪炎、李弥逊、董颖、华岳、刘宰、洪咨夔、罗与之、利登这样的中小诗家，从而挖掘出大批前人未曾重视但又确有价值的作家作品，使宋诗史的面貌顿改旧观，呈现出立体丰富的景观。
评和注是钱锺书先生的深心所寄，也是全书的核心价值所在。“评”是对所选诗人生卒年、姓名字号、籍贯、着述的介绍和对其诗歌的评价。八十家诗人评论篇篇精彩，字字玑珠，贯串起来，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宋诗史。“注”是对“评”和所选诗篇的注释，但没有採用重视出典、字义、章法等传统笺注方式，而是重视对诗语的全面考索和对诗艺的多层次品藻鉴赏，特别是对诗歌审美因素嬗递演变的注释，往往穷源溯流，纵横古今，如注乐雷发《乌乌歌》，引书数十种，透彻解析了“道学亡国论”的来龙去脉。王水照在《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一文中对此书评、注特点有精準的论述，认为钱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在苦心蒐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政治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逻辑学、方言学等广阔的文化背景，一切从具体特殊的审美经验和事实出发，对诗歌的题材、境界、风格、意象、句式、用语等做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式鉴赏。“钱先生的注释，打破了传统选本着重于词语训释、名物阐解、章句串讲的框架，而是把注释和鉴赏、评判结合起来。……它的最大特点是使传统的直觉体验和主观感悟式的鉴赏，上升到理性的艺术规律性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先生是语言艺术大师，特别是对比喻的运用，更令人拍案叫绝。《宋诗选注》不仅见解博雅精到，而且语言幽默老辣，用了很多丰富生动的比喻。如他说那些脱离生活本身、抄书以为诗的人是“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序》）；说那些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作品“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序》）；说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的“护田”、“排闼”是“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词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注》）；说王令诗歌语气的雄壮“仿佛能够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评》）；说黄庭坚诗歌“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评》）。读起来叫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可以说是《宋诗选注》的一大特色。
关于这本书，1981年钱锺书先生接受香港记者彦火採访时说“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各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钱锺书访问记》）1988年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又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平心而论，对于宋诗的欣赏，往往需要较多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在带有普及性质的选注本中，如果多选那些思理深致，能够鲜明体现宋诗特点的诗篇，显然不利于一般读者的接受与普及。那幺儘量克制自己艺术趣味的钱先生，综合考虑了时代要求、普及性质与艺术审美标準，选入较多在内容题材上反映民生疾苦、表现民族气节、凝聚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和意境风格“浅明俊爽”的诗作，而在序、评、注中展开对宋诗较全面深刻的揭示，使人在春风化雨中对宋诗特点有所领悟与感受，这也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方法吧。《宋诗选注》是多种因素折衷的结果，具有独特的文化複合价值，要把序、选目、评与注结合来看，反覆诵读咀嚼，才能入其心眼，得其大概。 　(张 剑)

读改《宋诗选注》
沙叶新
宋诗很难选。40年前还没有一本像《全唐诗》那样的宋诗总汇供选家使用，《全宋诗》是直到1991年才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辑出版。1956年钱锺书先生选注宋诗时，只能在浩如烟海的宋人诗歌的总集、别集以及类书和笔记中去寻觅搜求，就像作全国人口普查一样，先作一番全宋时代的“诗口”普查，其工程何等浩繁、何等宏伟！在一一“验明正身”之后，再对它们逐个进行考核甄拔，要在成千上万的宋诗中筛选出300首左右，这一切都是钱锺书先生花了两年时间一个人单干出来的！如果不是像他这样学富五车、经纶满腹且又能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的“素心人”，谁能肩此重任？况且宋诗历来评价不一，盖棺虽700余年，仍无定论；历代选家又多门户之见，使得后人越选越难选；若非雄视千古、目光如炬的大家如钱锺书这样的金钢钻，谁愿能揽此“瓷器活”？
钱锺书先生对宋诗的甄选标準是押韵的档案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的把戏不选、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当时闪光而今已走电的不选……亦即凡有宋诗通病的一律不选，他所选的大都是足以代表宋诗水準的佳作了。“晨书冥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这是钱先生在1957年选宋诗过程中所写的两句诗，可见他的择选之严。可是即便这样一个选本也难以逃脱当时“政治标準第一”的阴影，只是影响不大而已。在那个唯“左”是从的年代，有钱锺书这样的一个“艺术标準也第一”的选本，已算是奇蹟了。所以此选本一问世，即遭到迎头痛击。当时一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倒也不乏名家，多为饱学之士，文章也写得很有当年的水平。如果今后再版《宋诗选注》，很希望把这些批判文章附录于后；如嫌多嫌长，可以选萃，可以撮要，以便今日的读者对照欣赏。推而广之，我希望一切从前有幸挨批的着作今后再版时，都能如此。那些奇文被淹没，实在可惜。我敢说，这还能扩大销路，读者是一定会有兴趣的。
钱锺书先生不是呆板学究，他是睿智才子。《宋诗选注》中的序言、各个诗人的简评以及每首选诗的注释写得极为精妙。钱先生高屋建瓴，指点前贤，议论风生，语妙天下。我读《宋诗选注》最强烈感受是钱先生的序、评、注比宋诗本身要好看。选诗原应是以诗为主，评注为副；读《宋诗选注》则觉得是评注为主，诗为副。就像在婚礼上，伴娘却比新娘漂亮，给宾客平添了不少惊喜！比如在谈到“僻冷的作品”不选时，钱锺书先生写道
“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只会套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製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这里全是用小说、用散文的笔法在写论文，文字灵动，比喻传神。如果钱先生在90年代写上述这段文字，很可能会改用现代科学用语作譬，试为改作
“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乐死。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只会套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克隆技术；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製造水晶棺，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永朽不垂’的状态里。……”
佛头着粪，只当是开个玩笑，望钱先生勿以为仵，幸甚。
还有一个感觉也一併说出。钱先生的这个选本原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出版的，而且钱先生选诗的标準之一是拒绝“学问的展览”，可钱先生的序、评、注则是不经意地展览了自己的学问，古今中外，旁引博证，古文洋文，纷至沓来。比如，为了说明宋诗的“世态炎凉”和“市价涨落”，钱先生仅在一则“注”中便引证了《古今诗删》、屠隆的《鸿苞集》、陈子龙的《陈忠裕全集》、袁宏道的《瓶花斋集》、陶望龄的《歇庵集》、谭元春的《东坡诗选》、黄宗羲的《明文授读》以及明代的戏曲小说《荷花荡》、《鹦鹉洲》、《金瓶梅》甚至清末的《小说时报》等十几条资料，前仆后继，汹涌澎湃。又如，为了说明宋代诗人的“偷语”“偷意”，“向古人集中作贼”，钱先生还指明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理论家也曾明目张胆地劝诗人向古典作品中去盗窃，并引用了当时代表性的言论。钱先生在一条言论的注解中，除了注明该言论的出处（作者姓名、生卒年月、外文书名、所在页码）之外，还又引伸出另一些后世欧洲古典主义作家的相关资料，使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我曾担心它给人的感觉似乎不是意在“通俗”，而会给人以误解，以为是在炫示作者的“通才”。细思之，实为过虑，学问之大如钱先生者，何必炫示？也许这种“通俗”便是“通儒”的“通俗”。就像巨富，腰里缠着的绝不会是分币，出手总是万元大钞。钱先生是当今的学问首富，且又姓钱，更是如此。 　
1997.8.11，上海善作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