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一种与其历史一样古老的传统――印度圣女源自印度的一项古老的传统，来自贫困家庭女孩进入青春期后，就被迫卖身于寺院，成为印度教高级僧侣和婆罗门长老的性奴隶，被称为“圣女”。由于性生活的不检点，印度圣女已成为爱滋病的高发人群。这些地位低下的乡村女孩10岁时便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婚姻模式，将自己一生幸福都献给了当地的神，为本村的村民进行宗教仪式和做祈祷。刚刚进入青春期，她们便在仪式和庆典上嫁给寺院，然后与寺院僧侣或长老共度洞房花烛夜。

印度庙妓

圣女一般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在衰老之前一直为寺院服务。然后，就如同欧洲妓

院老鸨的命运一样，年老的圣女开始退居幕后，为下一代圣女出谋划策。

在印度，“圣女”可不是个体面的称呼。儘管人们对她们恭敬畏惧，磕头碰地；，谁都清楚，那些高高在上的姑娘，究竟在充当什幺角色。所谓“印度圣女”，既不是女王，也不是女明星；反倒是命运最为悽惨的苦孩子。但凡家里有条件，谁肯把亲闺女送出去，受人凌辱呢？这话听起来彆扭，说到底，还是印度古老的文化传统使然。

遵照传统，“印度圣女”全部来自贱民家庭，她们刚刚进入青春期，就被迫卖身于寺院。人前，有个光鲜的名字遮羞——圣女；背后，不过是印度教高级僧侣和婆罗门长老们免费的“性奴隶”。这种丑事儿瞒不了人，所以，走进寺院，向神灵献身的少女，注定要出卖青春和肉体，也注定要过一辈子没有婚姻的奇特生活。

据印度媒体称，目前在孟买、果阿等许多红灯区里的妓女都曾出身“庙妓”。印度各邦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制定法律，宣布组织女孩加入“庙妓”是非法行为。但实际上，法律只是让这样的活动走向地下，尤其是卡纳塔克邦北部一些地区，这种习俗仍旧在秘密地改头换面进行。在一些穷苦人家，重男轻女的父母一方面希望送走女儿能够给家里带来好运，另一方面则轻信女儿嫁给神灵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许多印度民众相信，儘管政府为禁止“庙妓”制定了各种法规，但一些地区的法律部门对此仍採取熟视无睹的态度，甚至暗地里默许类似行为的发生。卡纳塔克邦一名记者就曾报导称，时至今日每年至少仍有1000多名女孩因贫困而被迫加入“庙妓”行列，这也是当地警方在宣布事件调查结果后，许多媒体并不相信的主要原因。

印度寺庙

《印度教徒报》援引班加罗尔一位社会问题专家的评论称，卡纳塔克邦“关于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法律仍停留在纸面上”，在“庙妓”盛行的北部地区，有关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明显增多。时至如今，这种恶习更有从地下走向前台的趋势。“庙妓”死灰复燃也让印度多数媒体痛心疾首，“新印度快讯”网站在持续追蹤报导女孩被逼成为“庙妓”事件时不由得发出呼吁，“让我们想办法救救这些孩子吧！”

印度几乎所有的宗教，文化和艺术都起源于《吠陀经》，在吠陀教传统中，性是永无终结的。人们将对性的信奉和拒绝当作决定灵魂存亡的措施，无论是印度教教徒还是佛教教徒都信仰“投胎转世”的人生轮迴说，认为人死后灵魂可变成人或动物继续存在。而性就是人类这种人生轮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印度教是继承了印度土着居民达罗毗荼人的生殖崇拜文化和雅利安人的自然崇拜传统而产生的一种宗教，他们都认为生殖与性慾就是人生最关键的连线点。

寺庙雕像

古印度文化中，性与宗教是紧密联繫在一起的。有一种信仰体系——坦陀罗，它不但不拒绝尘世的享乐，相反还要尽力去挖掘这种享乐体验。

这个性寺庙注重性能量和性信仰，依靠性来达到获取快乐的目的。最着名的仪式是数对男女出席的“五种享乐”，前四种为鱼，肉，酒，穀物，第五种就是大家一起性交。男女在极乐中融为一体，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因为他们认为性交是悟道的最大助力， 所以他们一面性交，一面口颂经书，或者运练瑜珈。参加这种活动的人，为了强化效果，经常交换伴侣，可以说这是最早的换妻形式。

又据古代阿拉伯旅行者《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记述，在印度也有类似的圣娼，称为“佛陀之娼”　一个妇人，如果事先许了愿，那幺，当她生下一个美丽的女孩以后，就要带着女儿，去到佛陀面前，把她献给佛陀。此后，这个母亲还要在街市上为她找一间房子，挂上彩帘，让她坐在椅子上，等待来客。不论是印度人，或是外国人——如果他们所奉宗教的教义可以容许这种行为的话——只要付出一笔赏钱，就可以玩弄她。这个女子，靠了此等营生，把每次积攒起来的金钱，送去给寺院的方丈，作为资助寺院的费用。

寺庙妓女的性交不仅是为了乐欲，而且也是为了敬神。这些女人把自己当作是所伺候的神的娘子，因而她们的淫蕩不受公众的指责。况且有许多妓女并非本人乐意卖淫，而是因为年幼时就被父母送给寺庙而被迫沦为娼妓的。

中世纪印度寺庙里充斥着大量色情雕塑。这些独特的艺术在整个印度的色情艺术中极具价值。这些根据史诗时期各种传说创作的杰作，一直为后人所推崇。寺庙的墙上，到处都雕塑着以各种姿势性交的男女，有的是一对男女性交，有的则一大群人群交。

作品中还有许多异常的性交方式，如口交，肛交等等。男人代表英雄，女人代表美丽漂亮的女神。这些女神是天堂中的高等妓女，人们常常认为她们是神的女僕，一般是生活在寺庙附近的歌女、舞女和寺庙妓女的化身。这些妓女在世时常参加寺庙的各种仪式。在特殊情况下，她们也为神事活动歌舞，或者通过卖淫为寺庙挣钱。

在千年之前，印度人就把这些各种性爱姿态的雕像坦然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所有的人对于性这个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有着认知，女人和性在这里达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这些雕刻不仅仅体现了印度古代高超的雕刻艺术，更体现了印度人对美的追求。印度人把性作为了哲学，更是作为了宗教予以崇拜，在他们看来，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爱，也就有了印度着名的“爱经”（KamaSutra）。据说未婚的印度女孩是要受《爱经》薰陶的，印度人对于性既保守又大胆，游走其间，却丝毫没有任何的不和谐。一切仿佛是那幺的自然，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印度的女孩骨子里散发出的那种狐媚与妖娆是不是得益于《爱经》就不得而知了，印度对于夫妻生活的重视却是极少国家能与之比的，儘管他们极力的提倡禁慾，甚至很多印度男性三、四十岁以后就彻底禁慾了，近代历史上极受崇敬的圣雄甘地，37岁那年断然立誓禁慾，此后一直没有性生活，修炼到与年轻的侄孙女同床就寝亦无邪念的地步。印度前总理德赛在81岁时夸耀说，他自33岁就没有过性生活了。印度人对于性爱与禁慾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性视为一种虚幻，一种宗教超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实行禁慾的人被视为是有崇高道德力量的人，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在两良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观念中平衡而相安无事，恐怕又是印度文化的另一个特色。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一个不开化，思想行为不自由的禁锢中的民族是否能产生灿烂的文明，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流传甚广被印度奉为三大经典的《爱经》中，更是用哲学的形式诠释着性爱，它强调的容忍、温柔、精英主义、滥情和无情抽象混合等，都是印度的独特社会形态和思想所塑造出来的。该书偏重性爱时的心理描述，在谈“性”之前花了很大的篇幅先谈论了关于“爱”的问题。书中说“爱”是身体、心灵和灵魂的体验。相爱的人更需要用心灵去彼此感应，用纯洁的灵魂去忠贞，而用身体去体验天地合一的美好境界。书里详细描述了各种性交技巧和调情艺术，其中更是融合了当时社会的各种风情，把古印度的艺术爱好者在诗歌，音乐，绘画，雕刻等方面的才艺用一种非常柔和与美的方式一一呈现，为后人揭示了爱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渲染了浓厚宗教色彩的学科，而非赤裸的肉慾。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女性取悦于男性，书中说妻子应该掌握各种技能，如唱歌跳舞、裁剪、手工、巫术、斗鸡和赌博等共64项外能，还应该掌握64项内能，如八种拥抱，八种接吻，口交的八个阶段，抽动阴茎的八种方式等，把性爱的姿势，技巧与性爱的和谐用艺术表现形式栩栩如生的给人们描绘出来。而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印度关于性爱的技巧中，都并不歧视女性，中国古代很多房事典籍中，都以女下位为主，强调男性的地位，男性在性爱中占主导地位，女性只是附从，儘管印度的性爱也是让女性取悦于男性，并不强调男性的主动权，而是认为男女平等，甚至女性占有更多的主动，让女性带动男性，所以大多的图画，雕刻，女下位的姿势比较少见，一般都是站立，或者搂抱，或者女上位。

《爱经》的作者犊子氏是在严格的禁慾之后才在公元四世纪左右完成的这部着作，他认为性爱是建立在男女双方共同需求和满足的基础上才能完美和谐，并不单单是男性的一种生理髮泄，而女性在性爱中呈现出比男子更大的激情，从而获得超过男性更多的快乐。他也认为性爱不是情慾的泛滥，而是要自我克制的，性爱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我无他无情无欲浑然忘我的状态中。

印度人虽然撰写了第一本集“爱”与“性”为一体的《爱经》，但他们却总是将“爱”与“性”完全分开，认为真正的爱应该是无师自通的人类本能，无需任何指导；相反“性”却需要强调技巧。因而，印度关于性问题的书籍中常常用最主要的篇幅来介绍“无爱的性技巧”，即使《爱经》一书也明显反映出这一倾向。

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印度人就在印度河流域创造了十分发达的古代文明哈拉巴文化。公元前1500年左右开始欧印语系的雅利安人逐渐侵入印度，摧毁了早期的古印度文明，他们在印度建立了新宗教文化和主教。印度的现代宗教和历史，就是源于这种宗教文化－－吠陀经。从现在残存的古建筑遗蹟中我们发现了性爱和宗教的关係。在印度男性的生殖器官叫“林伽”（lingam），在一些古老的印度小雕塑中，你经常可以看见有一个雕刻着三个脸的半人半兽半植物的有角人，整个身子一丝不挂的在那里做着瑜伽姿势，他的阴茎直直地勃起，坚挺而有力，他代表的就是生育与创造，印度人认为这极有可能就是后来印度教中传说的湿婆神。而另一些动物的雄性生殖器也经常被雕刻在各种古老的建筑或者雕塑中。与“林伽”相对应的还有“瑜尼”（yoni）。瑜尼是佩戴腰带、项鍊和漂亮头饰的裸体女人，她们健壮而丰腴，充满了活力和激情。有怀孕的也有抱着婴儿的，无论怎样的形态，这些早期的女性雕像，都象徵着人类的繁衍，也是代表掌管生殖的湿婆神之妻——帕威蒂女神。这可能就是最早的 “林伽”（lingam）崇拜。据专家考证，林伽崇拜起源于远古的印度河文明时期。当时印度的原始居民达罗毗荼人盛行对男根的崇拜，摩亨殊达罗出土的印章反映出这种原始崇拜的痕迹。男根代表着繁衍生命的生殖能力，湿婆神也是从部落神祇演变而来的。实际上，林伽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已不仅仅是生殖器官而是象徵着湿婆神的繁衍生命、创造万物的无限潜能。湿婆既是苦行之神，也是纵慾之神，既是毁灭之神，也是创造之神。

印度大多的宗教中对于性爱的态度是健康的，是泰然自若的。印度教中有一派崇拜性力（shakti）密教神秘主义的宇宙论认为人体是宇宙的缩影，宇宙生命是男性本原布鲁沙或男性活力湿婆与女性本原普拉克里蒂或女性活力沙克蒂（Shakti性力）结合的产物，男女两性的交媾就隐喻着宇宙两极的合一。它创立了一些独特的方法，用祈祷和朝拜代替了原来的献祭仪式，与印度教中其他门派相比性力派是种行动体系。和印度教所有的教派一样，他们也寻求解脱，但不在来世，而在“此生”，它不禁绝尘世中的各种享乐，反而去尽力地挖掘种种声色之娱及“山神”经验，它依靠性来达到获取快乐的目的。他们认为修行的最终目的是克服两极对立达到非二元状态，获得灵魂解脱的极乐或欢喜。通过想像的或真实的男女两性的交媾（密荼那），认为性是最大的创造性能源，通过性交可以使人类灵魂和肉体中的创造性能源激扬起来，与宇宙灵魂的大能合流，达到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性仪式或性瑜伽被看作灵魂解脱的捷径。性力派特别重视性能量和性信仰仪式，他们也同样信仰仪式图、神秘符号和公式，为此他们直接把性交本身作为一种宗教仪式，通过性交可以使男女变成一对男女神，这种仪式称为“轮宝供养”。它是在三更半夜由已婚或未婚的数对男女出席举行“五种享乐”。前四种是鱼、肉、酒、穀物和饮食，一种是性交。在性交之前需冥想和其他準备仪式，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情，然后以多种形式进行性交，男女在极乐中溶为一体，体验个人灵魂与宇宙灵魂合一的情景，性交并非取乐，而是藉助性来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其最着名的方法就是口呤噢母吗呢帕德米呋母－－意思是“宝就在忘忧树中”，并且名正言顺地公开披露男女性器官的接触。他们认为性是最自然，最美好的事情。

掌管生殖与毁灭的湿婆更是以勃起的阴茎“林伽”（lingam）作为其另一个化身的象徵，在湿婆派的神庙里供奉的林伽是一根约有半米长、黑色、秃顶的石柱，有的林伽上还雕有四面湿婆头像，放在状如磨盘、石雕的“瑜尼”上，象徵着阴阳交合而产生的生殖力量。传说中“林伽”（lingam）的来由是这样的有一天湿婆（Shiva）的妻子Kamakshi和他闹着玩儿，用手蒙住了Shiva的双眼，没想到这使世界陷入了黑暗！Shiva为了惩戒kamakshi，让她用泥土为他做这个Lingam。当她做完以后，发现她无法搬动。这时，洪水来了，沖毁了Kanchipuram整座城市和神庙，唯独Lingam还留在原地。Kamakshi因为死死的抱住了Lingam才没有被沖走。而因为抱得过紧，她在Lingam上留下了她乳房和手镯的形状。“林伽”（lingam）在很多地方都被供奉，每个去朝奉的印度妇女都会在它面前献上一把花瓣，合一下掌，然后再在它的圆顶上摸一摸。而在印度宗教中，如印度教，耆那教这些都是信奉湿婆神的，所以他的“林伽”（lingam）几乎随处可见，这代表的就是创造和重生。

大多的宗教儘管互不相干，却也在长期的历史沿革中不断的吸收和相互的影响着。如佛教中的密宗，其中就有一个欢喜佛。在笈多王朝（320年-600年）以后，佛教在印度本土日益衰微，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印度教日趋强盛，几乎控制了印度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南印度，基本都是印度教的势力範围。儘管在古印度帕拉王朝（750-1150年）的庇护统治下，佛教又保存了一段较长的时期，为了发展和延续，不得不吸收了大量印度教的内容，衍变为密宗。密教也称坦多罗教，坦多罗tantra（密咒）的词根tan的原义就是生殖、繁衍。在密宗中，彼岸的超验智慧“般若”代表女性的创造活力，另一种修炼方式“方便”代表男性的创造活力，分别以女阴的变形莲花和男根的变形金刚杵为象徵，通过想像的阴阳交媾和真实的男女交欢的瑜伽方式，亲证“般若”与“方便”融为一体的极乐涅槃境界。这就是“欢喜佛”的宗教寓意。佛教密宗里男女双修就是印度教性力派影响下的产物。

欢喜佛

在欢喜佛图像中凶神恶煞的明王和明王妃合抱交媾，明妃搂抱其头，一足围绕其腰，就是“大乐”形式。与明王合为一体的妩媚多姿的明妃，是明王修行时必不可少的伙伴。在佛经上叫做“先以欲勾之，后令入佛智”，她以爱欲供奉那些残暴的神魔，使之受到感化，然后再把他们引到佛的境界中来。这就是供奉欢喜佛所谓修炼的“调心工具”和培植佛性的“机缘”。对着欢喜佛“观形鑒视”，时日久了则习以为常，慾念之心顿消，利用“空乐双运”产生了悟空性，达到“以欲制欲”之目的。

密宗认为他们对女性的崇拜是一种无私的行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无爱，也就是《爱经》所诠释的性爱的最高境界。，密宗仪式中的性事并不表现为激情，而是一种非个性化的行为，一种无状态的心灵状态和浑然一体的自我，沉浸于其中的是彻底的自我和自我的解脱。正是在这种解脱的意义上，禁慾与纵性、苦行与性力奇特地化为一体，成为同归的殊途。这也就是为什幺在许多的寺庙中你都可以看见精美绝伦的性爱雕像的缘由，在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印度诸多神庙中，你感受到的不是性的羞涩隐晦而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美，那种源于生命本质的，是最持久的，也是永恆的。

在一部坦多罗教支派考拉·卡帕利卡派经典中，就宣称藉助醇酒妇人可以获得解脱。距克久拉霍约80公里的金德拉时代修筑的城堡卡林贾尔曾是坦多罗教传播的中心。

11世纪金德拉国王维迪亚达拉的孙子基尔蒂瓦尔曼，梵语戏剧家克里希纳米斯拉（Krishnamisra）在梵语讽喻剧《觉月升起》中，提到丹伽、甘达、维迪亚达拉等金德拉诸王的大臣们，曾举行坦多罗教支派考拉·卡帕利卡的狂欢仪式。在这种性仪式中男性修行者构想他本人就是男神，而他的女性配偶则被构想成女神。

卡久拉霍（Khajuraho）性爱神庙是印度性文化最集中最完美的代表，也是千年前印度雅利安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卡朱拉霍的神庙目前仅存25座，分东、西、南三大群落。在公元9～13世纪，卡朱拉霍曾是印度很有势力的昌德拉王国（Chandela）的都城，印度教在北方的重镇。王国的开国君主是纳努克（Nannuk），其他有影响力的君主包括瓦卡帕提（Vakapati）、丹加·提婆（DhangaDev）和耶输跋摩（Yashovarman）。公元950－1050年是王国的鼎盛时期，在方圆10公里的範围内建有85座壮观的印度教和耆那教石雕神庙。14世纪外族异教势力入侵併控制整个印度次大陆时，反对偶像崇拜的莫卧儿王朝摧毁了昌德拉王国，对以人物造型为主的印度教神庙大肆破坏。与其他印度神庙的命运比较起来，这里多少算是幸运的了，这个没落于沙漠中的小山村，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让它逃避了很多战火的摧残以及宗教冲突的迫害，让我们今天能欣赏到印度中世纪最完整的寺庙性爱文化。这些神庙因其独一无二的造型艺术在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

位于新德里南郊，哈瑞·奎师那山（Hare Krishna Hill）的哈瑞·奎师那神庙是一所大同庙宇，是由伊朗设计大师法里布兹·萨哈巴（Faribuz Sahba）设计，并由AC巴克提维丹达·史华米·帕布帕（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世界知名的学者和灵性导师）于上世纪70年代建造，1986年底完工，被讚誉为20世纪的泰姬陵的。它的设计造型是一朵浮在水面、周围由荷叶衬托、含苞欲放的荷花。灵曦堂是一座印度巴哈依教寺院，由世界着名的伊朗设计大师法里布兹·萨哈巴（Faribuz Sahba）设计。

萨哈巴为此曾考察了数百座印度教寺庙，确定以含苞欲放的荷花为外形，以此象徵宗教的圣洁、超欲出凡，走向清净的大同境界。全堂共4层，上面3层为荷花形（荷花是印度的国花），由27朵花瓣组成，每层9朵。第一层花瓣开放，第二层半开，最顶层欲放，富有立体动感。底层每片段预告瓣之间修建了一个个椭圆形水池，注满清水，用于调节温度，又好像池塘正在把花托起。在可容纳几千人的大厅里放置了一排排木椅，背面雕刻成波浪形，象徵湖水涟涟。在二、三层花瓣的空隙，阳光从此射人，设计十分巧妙，别具一格。其建筑结构与悉尼歌剧院很相似，故也有人称其为“第二个悉尼歌剧院”。莲花庙外层用白色大理石贴面，通体雪白，纯洁无暇。整个工程耗资1亿卢比（184万美元），每天有不少各种肤色的教徒来此参谒。

庙里有各种各样的雕刻来记述宗教的历史，可以在这里领略到世界宗教大融合的特色，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可以来这里忏悔、冥想。这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来朝拜全印度最美丽的神像之一茹阿妲·奎师那神像；还有这里的博迦梵歌、摩哈帕拉达、博物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入的了解印度神秘悠久的历史和宗教。“奎师那”（Krishna）是至尊主的一个名字，意思是“最具吸引力”。“哈瑞”一词是呼唤奎师那的神圣能量。而奎师那的教义的核心，就是强调爱的奉献，只有爱才能拯救世界。在这个白色莲花的庙里，供奉着一对相爱的情人，所以奎师那的哲学也被称为“奉爱瑜伽”。它认为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非常甜美的两情相悦”，身在这爱的庙宇中，你会被周围的虔诚的印度人感染，会很自然地重新审视自己对爱、对性、对人生、对他人的态度。他们认为人不是物质的实体，都是灵性的、永恆的、不可毁灭的绝对者的僕人。在绝对真理自性的最圆满的展示中，茹阿妲·奎师那和哈瑞·奎师那两者是统一的绝对真理的永恆展示。茹阿妲·奎师那是被支配的一半，而奎师那则是支配的一半。古时的圣人宣告只有通过净化了的感官，一个人才有可能引起主的注意。，奉献者只有通过“奉爱瑜伽”的途径才能到达他那里。茹阿妲·奎师那是奎师那的完美崇拜者。她的奉爱榜样鼓舞着所有的奉献者，尤其是那些深爱与主具有高洁和秘密关係所吸引的奉献者。这种关係就是在情侣心态中的超然、甘甜的奉爱服务。有千万化身的哈瑞·奎师那便有了成千上万的妻子，而可以用自己的各种化身与每个妻子保持亲密联繫。

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有一段“恆河的起源”传说印度教大神湿婆和乌玛交媾，一次就达100年之久，中间从不间断，众神对湿婆的生殖能力感到惊慌，就央求湿婆把他的精液倾泻到恆河之中，孕育了古老灿烂的印度文明，这就是恆河之水从天而来的原因。而我们知道恆河在印度是被称为母亲河、圣河，由此不难发现，在印度性是崇高而神圣的。

是说印度五金的产生。也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记载的关于战神鸠摩罗的诞生过程是这样描写的火神把精液从四面八方倾泻向山王之女恆河女神，恆河里的波浪都溢满精液。恆河女神心里惶恐激动，被熊熊烈火炙灼，随即把灿烂的胎儿泻向河中的波涛。从她身上泻出来的东西，闪烁如精炼的黄金。它一流到大地上，一切都化成纯洁的银。从粗一点的精液里产生了铁和铜；从髒一点的精液里产生了锡和铅。那些东西一碰到大地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宝藏。女神把胎里的东西都变得非常美丽可爱。于是战神鸠摩罗终于诞生了。

据史料记载，印度庙妓，来自一个传说。十六世纪时，一位南部君王，发现妻子与人通姦，盛怒下叫儿子把她的头颅砍掉了。这君王见儿子听他的话，问他要什幺赏赐，儿子说想要母亲回来。可是，他母亲的头颅已不知哪里去了。那时，一个属于贱民的女子叶蓝玛愿意献上她的头，作为接驳。从此，叶蓝玛和妹妹荷妮伽玛得以归入印度众神的行列，成为女孩子献身作神仆的对象。许多年后，神仆变成妓女。目前，在印度卡玛塔克邦北部，有为数多达十万的庙妓。印度为人诟病的妆嫁制度，促使许多贫民将女儿献为庙妓。而且，没有儿子的父母，把女儿献出后，习俗上这女儿可以代替儿子供养他们。利益所在，许多父母便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又说“人繫于妻子宝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锒铛。”故出家为沙门者，不得近女色、蓄妻子。

两晋以前，中国人出家为僧尼者极少。两晋以来，出家僧尼人数猛增。僧尼“断婚姻、无子嗣、弃孝养、绝宗祀”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问题。东晋孙绰（314～371年）《喻道论》引时论云“周孔之教，以孝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故子之事亲，生则致其养，没则奉其祀；三千之责，莫大无后；体〔得〕之父母，不敢夷毁……而沙门之道，委离所生，弃亲即疏；刓剃鬚发，残其天貌；生废色养，终绝血食；骨肉之亲，等之行路。背理伤情，莫此之甚！”对此，佛教徒不得不作出回应。东晋慧远指出，僧尼为“方外之宾”，“遯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遯世，则宜高尚其迹。”强调僧尼出家的意义在于“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律，广开天人之路。”所谓“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1] 此后，佛教理论家的抗辩一直持续不断。到唐代，儘管佛教理论家依然坚持僧尼不近女色教义，岭南地区却“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2] 四川成都也有“剔髪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3] 的现象；到宋代，连京城开封着名佛寺相国寺也发生了僧人反色戒的事，陶谷《清异录》载“相国寺星辰院比丘澄晖，以艳娼为妻，”时人讥称“梵嫂”。上述记事，一方面披露了不少地方确有僧人近色的事实，另一方面，记述者无不对这种现象表示抨击。武后时，内史狄仁杰上疏指斥僧人“身自纳妻”；[4] 中宗时，左拾遗辛替否上疏亦指斥僧人“蓄妻养孥”，[5] 以至官府不得不出面干预。唐文宗太和年代，李德裕为成都尹、知剑南西川节度事，曾对“剔发若浮屠者蓄妻子自如”的现象下令禁止。[6]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颁令“禁……僧人置妻孥”；[7]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罢僧官有妻者”；[8] 元顺帝至元元年（1342年）诏“凡有妻室之僧，令还俗为民”；[9] 明代律令则规定“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还俗，女家同罪，离异；寺观住持知情，与同罪……若僧道假託亲属或僮僕为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奸论。”[10]

在史上，有女人的和尚中最着名的人物，应该是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的十六国时期高僧——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就有2个儿子10个女人......好吧，他是被迫的，你相信不？这是中国佛教界着名的“破戒事件”，为不少“近女色”的出家人津津乐道。

一代宗师都如此，小和尚便更不在乎规矩了。在某段时间，和尚有“妻”成风，且不乏和尚与尼姑结合的事例。此时与以后，和尚的女人也有了专门的称呼——“梵嫂”，小和尚则敬称之为“师娘”，而若和尚本人死去或者另有女人，就遂为众和尚与长老德范者所有。太武帝拓跋焘打叛军西至长安时，在寺院内发现有大批藏匿的弓矢矛盾，以及僧人淫乱的密室，遂大怒，下令杀戮沙门，查抄寺院。

在后来，“出家人不能有女人”还是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态度。到了唐代，法律上虽然没有禁止和尚不可以有女人的条款，但在实行执行过程中，是不允许和尚有的。如果置女交友被发现了，和尚要被罚去做苦役的。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僧尼就达26万之多，其中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就高达15万人，没收寺院财产无以计数，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而这15万奴婢就供僧尼驱使取乐。中国历史最早从法律层面禁止和尚娶妻的，出现在宋朝。宋时期，中国本土化的佛教禅宗日益兴盛，新兴寺院不仅拥有大量财物和田地山林，而且还经营商业、从事手工业兼放高利贷，并享有多种朝廷赋予的特权，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佛教世俗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许多来源于天竺的繁琐的宗教仪式和戒律被禅宗僧人所摒弃，本应长居寺院深研佛法的僧徒，在鬆动的戒律面前，生活日趋多样化。他们或写诗作画，或花鸟品茶，甚至食肉饮酒人所不拘，“花和尚”们也赶上好日子应世而生了。
宋初陶谷《清异录·释族·梵嫂》载，时有相国寺星辰院僧人澄晖，“以艳倡为妻，每醉点胸曰‘二四阿罗，烟粉释迦。’”又自诩“没头髮浪子，有房室如来。”生活过得“快活风流，光前绝后。”后有一个无赖少年来谒，愿意埋单摆酒，只要让他一睹这位“梵嫂”的芳容，澄晖没同意。隔日，澄晖所居僧院的牌额被人蒙上新纸，上面调侃地写着“敕赐双飞之寺”，一时为笑。当时还有道士与尼姑结为夫妇的，进士杨何“父本黄冠，母尝为尼，”好事者传为笑谈牝驴牡马生骡子，道士师姑养秀才。
而在宋代的岭南地区，因为距离中原辽远，礼教束缚较弱，民风原始野俗，加之当地海上贸易发达，商业及高利贷业非常兴盛，寺院资产普遍比较雄厚。当地富裕僧人“例有室家，”多有娶妻者。早在唐末，高州刺史房千里所着《投荒杂录》中有“南人率不信释氏，......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曰师郎。”到了宋代，宋初郑熊随军平定南汉，所着《番禺杂记》还曾记载番禹一带和尚娶妻，人们称之为“火宅僧。”南宋时人庄绰《鸡肋编》中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以致“妇女多嫁于僧，欲落髮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这甚至使得当地的僧帽製作有自己的独特工艺，制帽时“止一圈而无屋”不加帽顶，以便僧人新婚时“簪花其上。”当时有位北方人参加富商之女与某寺僧人的婚礼，场面热闹宾客众多，等新郎出见，“视之，乃一僧也。”惊奇过后他即兴题诗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这一现象在江南民间也有流行，《鸡肋编》曾载，当时的“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四五焉。”可见当时江南僧人公然“包二奶”，却不为世俗所非。
宋代僧人还是妓院娼馆的常客，这在当时的史料记载中多有出现。《笑林广记》曾记载了一个宋代和尚宿娼的故事杭州灵隐寺有僧了然，常宿于娼妓李秀奴家，并在自己手臂上刺字“但愿生从极乐园，免教今世苦相思。”不久衣钵一空，秀奴与他绝交。了然依然迷恋不已，乘醉往秀奴家，被拒之门外，他一怒之下竟杀了秀奴。当时的杭州知府苏轼判了然死刑，还写首《踏莎行》的判词“这个秃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这在《清异录》、《挥壁三录》、《辍耕录》、《志雅堂杂钞》、《西湖游览志余》及赵葵《行营杂录》等等书籍中所记尤多。

南宋统治阶级提倡佛教，僧侣人数激增①。于是在唐五代高级僧侣早已成为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以丛林为逋逃薮，度牒作护身符，明目张胆地作奸犯科，宿娼、蓄妾以及诱骗良家妇女的丑闻秽事层出不穷。不仅其中的僧人淫乱，世俗男女的密期幽约也多于寺庙中进行。所以宋朝为了佛门清净从法律层面禁止和尚娶妻。

接下的元朝并没有继承这一法规，在元代，和尚是允许结婚生子的，如盗掘南宋皇陵的杨连真迦便有儿子。当年当道，和尚娶妻比比皆是，“艳妻秾妾，污秽不羞，夺利争名，奔竟无已，虽俗人所不屑为。”一直到了泰定年间，因为出现了异常的天灾，朝臣认为是和尚有女人，秽渎了天神，元朝“遂复申旧法禁之”，实际仍是一纸空文。元代的和尚更在政治上成为当权派的一部分，气焰熏灼，他们不仅霸占美貌女人①，而且政府还特地设立了变相的妓院“明因站”供他们淫乐②。当时有一首诗

近寺人家不重僧，莫道出家便受戒，

远来和尚好看经。那个猫儿不吃腥!③

据《元史·哈麻传》载，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秃鲁帖木儿将伽嶙真推荐给元顺帝，帝习而喜之，“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可见，当时的宫妓，不仅要表演歌舞，侍奉统治者，还要充作君臣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

元代还有一个怪现象是和尚公开地蓄妓纳妾。如《元史·星吉传》载“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宠横甚，数以事凌轹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乐十有八人。”又元世祖曾命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他竟然“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江南的佛教白莲宗、白云宗的上层僧侣，更是在自己的寺院中蓄髮娶妻（自己的喔，好似家族世袭的私营企业，和现在日本某些宗派的家族寺院一样，把宗教做成了买卖。垄断教权），俨然一副大家族居家过日子的模样。

更有甚者，当时的西番和尚竟敢公开入民宅姦污妇女，“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曾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女妇。’”这是元代统治者崇信宗教，纵容番僧的结果。

明朝也是明文禁止和尚娶妻的，而且是历史上规定最严厉的时期，这大概与开国皇帝朱元璋本人是和尚出身有关。在明朝，如果和尚娶妻被发现了，后果很严重的，可以“乱棍打死”的，术语叫“捶死勿论”。即便花了一笔钱，留下了活命，也要被削去做和尚的资格，赶出寺院。后来朱棣当皇帝时，进一步加重了对和尚娶妻的打击力度，“有违者杀”，这是中国司法史上对和尚近女色行为，最为严厉的处罚手段。僧人、尼姑、道士和牙婆等，是社会上的浮游者，被当时社会视为稳定社会中的不安定因子。如妇女去寺中求子，妇女回去，果然便能怀孕，生下男女，且又魁伟肥大，疾病不生。因有这些效验，不论士宦民庶眷属，无有不到子孙堂求嗣。原来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谦恭之态，却到十分贪淫奸恶。那净室虽然紧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钟声定后，妇女睡熟，便来奸宿。那妇女中识廉耻的，好似哑子吃黄连，苦在心头，不敢告诉丈夫。有那一等无耻淫蕩的，倒藉此为繇，不时取乐。如此浸淫，不知年代。僧人、道士却是多种家训中反覆告诫小心接触的人群，甚至皇帝一方面出于政策的考虑对佛教持宽容态度，另一方面又对普通僧尼的举动禁止。如乾隆二十七年对寺观僧尼以善会为名开场演戏收取钱财加以禁止，将为首僧尼拿获问罪。①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寺庙成为重要的游乐场所之一，甚至有在寺庙中携妓唱曲者。道光十八年，镇国公绵顺等带妓女进庙唱曲受到惩处。②同治八年的上谕中对妇女迸庙烧香严加禁止，将护国寺、降福寺等列入禁止名单，表示要对相关庙宇僧尼人等从严惩办，以挽回颓风，并对寺庙的神圣性公开表示怀疑。③ 至于地方法令和乡村自治条规以及私家训诫等，更对游方僧尼持警戒态度。如明代的村规特别提到了禁绝游僧道士卖婆杂戏等进入村内，将僧尼与卖婆等相提并论，视为扰乱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④各类通俗笔记描写的僧人参与丧葬仪式，演唱佛戏，在现实社会的地方法令中也被禁止。如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江苏风俗条约对在丧葬仪式上演出戏剧的僧道进行责处，根据此条约所述，当时有许多僧人将佛经编为戏剧，丝竹弹唱，“俨同优伶”，有不少尼姑为少妇幼女戴发修行，艳服男装，勾引男妇，与娼妓无异，“又惯人富家演唱弹经，一切引诱淫蕩之事，皆尼庵之所有”⑤。有的地方文告中将寺庙与戏馆、游船、赌场、青楼等并提。⑥有的地方为查禁庙戏而出现过激行为，如河南一知府将观看庙戏的妇女堵在庙中，令衙役告诉妇女“汝辈来此，定是喜僧人耳，命一僧负一妇女而出。”此举虽然引起批评，也说明了寺庙和僧尼在大众心目中的位置。①清代绍兴师爷传抄的秘本《示谕集录》指责僧人“不持戒律，静居僧舍，梵音作郑、卫之声，应赴道场，讽诵优伶之曲。”“男女杂沓，僧俗喧阗，嗟彼狂且，岂能死灰而槁木，顾兹少艾，将无火欲而水贪，似此风化所关，亦且佛门有碍。”许多闺箴警告女子不要进寺庙，因为许多邪淫皆由参僧礼道而起。② 之所以有如此想法，也是因为当时社会上不少姦淫案件与游方僧人有关。明清两代编写的公案集中记载了许多与僧人有关的案件，如明代编辑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二十回《伸兰璎冤捉和尚》，第四十五回《除恶僧理素氏冤》，第五十六回《杖奸僧决配远方》等，都是写和尚犯姦淫之罪的故事。一部案例集《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中的《净寺救秀才》、《和尚术奸烈妇》等案件都与僧人相关。《古今律条公案》将案例分成若干类别，其中一类为“淫僧类”，其中的案件如《蔡府尹断和尚姦妇》、《张府判除游僧拐妇》等皆为淫僧姦淫妇女的案例。《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的“姦情类”、“奸拐类”、“威逼类”都收有一些淫僧故事。

近代皮定均回忆录《铁流千里》;有的地区的地主恶霸居然还保持着中世纪残无人道的“初夜权”。少林寺的和尚也拥有大量土地，周围几十里内的农民大多是他们的佃户，有些所谓“六根清净”的和尚竟公开要挟佃户说‘有闺女的种水浇地，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有烂媳妇的种烂地，没有女人的开荒地！’少林寺佃户的闺女没人家愿娶，小伙子没有人家愿嫁，家家都有一篇惨痛的血泪史。

《郁达夫文集》中所述的浙江诸暨避水岭西山脚下的石和尚，“从前近村人家娶媳妇，这和尚总要先来享受初夜权”。

因为在中国儒家道德伦理的强大，宗教屈居非官方信仰（核心是敬天法祖）所以不敢过于明目张胆.这些特殊时期出现的现象，其表现的方式也与印度圣女有所不同，但无一不是对广大妇女的伤害。建国解放后已无此压迫伤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