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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畅谈录：药品定价背后的秘密与变迁

什么样的商品即便虚高几十倍定价也能持续畅销？除了疫情期间的口罩，答案莫过于国家组织集中采购之前的药品。让我们跟随时间的脚步，深入了解这一市场现象背后的故事。

今年一月，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简称“带量采购”）开标时，降血糖药物阿卡波糖的竞价环节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德国药企拜耳报出的“骨折价”每盒仅售5.42元，令人震惊，这个价格不到原价的十分之一。这款拜耳原创研发的药物自1995年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占据国内糖尿病药市场份额的首位。价格居高不下的不仅仅是原研药，还有与之等效的仿制药。在第一批带量采购试点时，乙肝常用药恩替卡韦的中标企业就将售价从原先的310.8元降到了惊人的低价。

今年三月十八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积极稳妥推进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结果的落地执行。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文件明确指出在四月底前落地执行中选结果，全国各地患者将陆续享受到低价优质的药品。在此背景下，安永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虽然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已攀升至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但药价依然高企。这种反常组合即将因为国家集中带量采购而改变。这一变革意味着国产创新药的积弱现状也将迎来重大的转变。

探秘医药界：处方量背后的生死较量与带量采购的新路径

在医药领域，医院内部的处方量对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厂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招采时的价格降低并未带来预期的效益，反而因无法获得处方而导致“招一个、死一个”的尴尬局面。这一状况被业内专家龚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所揭示。

针对药价不断攀升的问题，2004年，全国13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名提出终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建议，直指中标药品价格远超市场实际供应价的现象。此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取消药品加成，这些措施并未触及药价虚高的核心环节“带金销售”。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前局长詹积富在主导三明医改前，对药价进行了深入摸底。他发现省级集采药价是出厂价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差额的大部分来源于医院的处方回扣、医药代表推销费以及外省到票公司的倒票费。药品的实际售价与生产成本几乎不成正比。

以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奥氮平为例，其2020年的生产成本仅为0.5元/片，远低于近年来的带量采购中标价和原研药公司的报价。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揭示了药品市场的复杂性和改革迫切性。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试水“带量采购”成为新的尝试。带量销售被视为摧毁带金销售的利器。一位国家医保局官员表示，要让医药企业改变路径依赖，必须提供新路径，带量采购后自然无需销售推广，从而消除带金销售。

始于2012年的三明医改被视为带量采购的1.0版本，通过医保基金管理中心的主导，全程监管药品的流通和使用，提高医疗服务付费价格，优化薪酬，使医生收入与药品、耗材费用脱钩。这一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降低了药占比，节省了医保资金。

三明医改中的“以量换价、预付货款、唯低价独家中标”也引发了质疑。当时全国尚未推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缺乏确保药品质量、供应和使用的配套措施。

自2010年起，上海的试点药品集中采购被业内称为“带量采购2.0版”。龚波介绍，上海建立了一套质量综合评价指标，包括生产企业规模、环评情况、质量认证、内控指标、实验室检测等环节，确保质量的同时降低价格。

为了进行带量采购，需要精准掌握医院的需求量和企业的实际供应量。上海通过医保结算信息为依托重建采购平台，用技术手段解决了“定量”问题。历经34个月，“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建成并覆盖全市医保定点医院。

龚波深情回忆道：“正是因为有了近三年的精心筹备，我们得以沉浸在研究、试验之中，遇到关键问题时有足够的时间去深思熟虑，最终才成功将药品集采的量与价完美融合。”这一历程始于同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该方案如同春风拂面，开始在四个直辖市和七个副省级城市进行带量采购试点，简称“4+7”。国家药品联采办设在上海，由上海药事所负责日常工作和集中招采。

如何确保降价而不降质呢？答案在于《方案》中的一项重要前提：药企要想参与带量采购，必须通过药物一致性评价，以确保竞价药品的质量。这一要求对于仿制药来说尤为重要。仿制药在专利保护期满后，虽然可以由其他药企生产防制药品，但由于杂质含量、生物利用度等差异，其临床安全性、有效性往往与原始研发药物存在差距。早在2012年的《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中就已明确规定，未通过药品质量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将不再被注册，其药品批准证明文件也会被注销。

根据集中带量采购的规定，仿制药如果想要参与集采，必须在集采前完成一致性评价。截至2018年11月29日，据丁香园的统计数据显示，已完成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仅占《289目录品种参比制剂基本情况表》的44.3％，仅有20个品种、25个品规通过评价。多数企业仍在观望。

备受关注的第一批带量采购结果于当年12月6日揭晓，中选药品平均降幅达到了52％。虽然企业最担心的降价还是发生了，但陈秋霖分析指出：“企业的心态也在逐渐转变。以往多次医改虽有声势，但药价始终未能真正降低。‘4+7’试点后，企业曾期待不扩面、不扩批。但随着深改委和国务院的发文，带量采购已成既定事实，企业必须调整自身策略以谋求发展。”成都倍特药业集团在第一批“4+7”采购中成功选中了两个药品。其中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的报价更是创下了市场新低，较市场价下降了96.14％。另一个中选药品头孢呋辛酯片是呼吸道感染的常用治疗药物。据行业分析，该系列抗生素的终端市场超过30亿元。公司准确判断了药改形势，抓住了市场机遇。

随着“4+7”招采的结束，过评药品数量急剧增加。截至2019年上半年，累计已有224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新增过评产品95个，过评速度更是达到了2018年同期的2.7倍。同年4月起，第一批带量采购药品在试点城市的落地实施逐步展开。仅仅5个月后，试点区域范围迅速扩大至山西、内蒙古等25个省区市。与首轮集采不同，此次扩围引入了“多家中标”的新规定。据龚波介绍，“中标药品的采购合同期限取决于药价竞争是否充分。”对于中选企业不超过两家的品种原则上采购周期为一年；对于中选企业为三家的品种则原则上签订两年合同。

今年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确定了“带量采购以量换价”的原则。全国范围的第二批带量采购在上海成功开标平均降幅达到了53％，最高降幅更是高达93％。一致性评价如同一场大浪淘沙淘汰了一大批低端仿制药品。根据相关规定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药品被纳入一致性评价的范围从而同时控制质量和价格。陈秋霖认为这次药改的另一大亮点是资金联动这也是撬动三医联动的内在原因所在。以上海试点为例在招采完成后先由医保基金代替医疗机构预付药企一部分货款医疗机构在收到货品后一定时间内完成回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第一批带量采购落地半年后按时回款率超过九成中选药品占通用名药品采购量的近八成真正实现了招采用一致的目的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带量采购的落地确保了采购的药品能够被真正用掉招一个用一个这背后离不开卫生部门的支持和联动。医药改革的深度推进：药品价格大幅下降，行业洗牌在即

龚波介绍，上海市的公立医院对每种药品的用量都有明确的记录，具体到每一位医生的处方量都有据可查。在带量采购药品方面，如果医生实际处方量明显减少，卫生部门会进行医师约谈。“完成带量采购目标”已成为医院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在《求是》杂志发文表示，将继续推进集中带量采购，鼓励各地对特定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开展带量采购。以集中带量采购为“小切口”，推动医药卫生体制这项“大改革”。

尽管被改革对象有所疑虑，但降药价却是老百姓所期盼的。群众的支持成为这次改革与以往最大的区别。例如，常用于治疗高血压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带量采购后价格大幅下降，当时有段子说，吃一片药比喝一口普通矿泉水还便宜。第二批带量采购的32个品种多为治疗慢性病药物，价格平均降幅53%，最高降幅达93%。

“所有中标价都是企业竞争的结果，只是组织者。”龚波表示，带量采购将原来虚高的定价和扭曲的定价机制恢复正常，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数量换取价格优惠，与拼多多的概念相似。

对比中美两国的药价，发现两国药价均高，但贵的原因不同。美国的仿制药价格较低，高价的是专利药。而对于国内，常见的是国产仿制药和进口原研药，其价格都相对较高。跨国企业的过专利期原研药在带量采购中也报出了全球最低价。例如拜耳的阿卡波糖，带量采购后每片价格降至0.18元，降幅高达91.59%。

对于过专利期的药品，降价成为上上策。例如美洛昔康片，其原研药公司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在第二批带量采购中也参与了竞标。尽管该公司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仍占据较大份额，但为了患者的利益和公司的发展，最终选择了降价参与竞标。

业内盛传的“近九成仿制药品将被淘汰”并非空穴来风。从各地医保系统的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出相关风向的变化。例如江苏省药采平台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带量采购未中选品种价格动态调整结果显示，许多知名药企的药品被暂停挂网。上海更进一步宣布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暂停挂网后医保结算同步失效。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预示着行业洗牌的加速。华东医药发布的最新公告无疑给医药产业带来了一次新的冲击。这家被誉为浙江省医药工业的佼佼者，在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明确表示已经淘汰了六个仿制药品种，其中包括厄洛替尼片、伊马替尼片和非达霉素片等。董事长吕梁在致股东信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创新药的黄金时代已经拉开帷幕，仿制药的盛宴逐渐散场。这意味着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将聚焦于研发和创新。自2020年起，华东医药的研发费用占医药工业销售收入的比例将不低于10%，足见公司对创新的决心和投入之大。

市场竞争对于医药企业的创新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龚波表示，许多中小国产企业在仿制药领域竞争尤为激烈，尽管生产工艺并不复杂，但长期未能完成创新转型。一些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能够走出舒适区，实现转型，但也有一些企业由于无法适应市场变革，不得不面临淘汰的命运。

带量采购的结果显示，跨国企业和国内头部企业成为中标的主力军。一些企业借助一致性评价的机遇回归国内市场。这一变革背后的深层逻辑是药价的不合理灰色费用空间被压缩。丁一磊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像选美比赛，过去参赛者都化妆，现在要求素颜，真实面目才能显现。”这一转变使得医药行业的竞争更加公平和透明。

值得注意的是，医保局正在酝酿一项针对带金销售的新政策。最新的《关于建立药品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药企需对代理企业的商业贿赂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失信企业，将建立信用评价等级并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包括暂停其参与招采的资格等。这项政策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医药行业的不正之风。

丁一磊表示，“带量采购之后，医药行业将经历一次大洗牌。”他强调，在渠道为王和带金销售为主导的时代，很少有企业愿意投入精力和资源去控制成本、研发新技术。但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和政策导向的调整，医药企业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策略。这不仅有助于减轻患者的负担，也是引导产业转型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