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处 《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

示　例 依孔子的见解，诗的灵魂是要“～”的。（闻一多《诗人的横蛮》）

近义词闻融敦厚、温文尔雅、温情脉脉

反义词蛮横无理、尖酸刻薄、出言不逊

中国古代儒家的传统诗教，它的提出，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是汉代儒家对孔子文艺思想的一种概括。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就诗歌讽谏的特点来说的，体现了对作者写作态度的要求。，《礼记正义》又说:“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这是就诗歌的社会作用来说的，既需要运用温柔敦厚的原则，也必须以礼义进行规範。儒家提出“温柔敦厚”作为诗教，主要是作为一个道德伦理规範，要求诗歌遵从这一规範以施行教化，使人人亲人礼教，作为国家治本的一个方面。即要求诗歌写出温柔恭顺、没有反抗性的形象，用以感化人的“善心”

温柔敦厚作为儒家的传统诗教，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运用这一诗教来调整本阶级社会成员之间的关係，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它规定怨刺必须“温柔敦厚”，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只允许“怨而不怒”地委婉劝说，不允许尖锐地揭露批判，因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又常常起着消极的作用。对于这一艺术信条，前人曾作过多种解释，但很少有人提出过怀疑。直到清初，王夫之才在《姜斋诗话》中指出:“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认为诗教并不切合实际。其后，袁枚也指出:“《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鹤书》)，认为诗教并不可信。不过，他们的否定并不彻底，都未能深刻认识诗教的实质。

温柔敦厚说除了伦理原则的意义外，在后世有时也被引伸为艺术原则，例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提出的“柔厚”说，就是如此。词论中的“柔厚”说要求词在艺术表现上要蕴藉含蓄，微宛委曲；内容上要深郁厚笃，既不叫嚣乖张，又不浅显直露。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儘管作为艺术原则的柔厚说，最终是以温柔敦厚的伦理原则为规範的。

作为《诗》教功能的集中体现，温柔敦厚是就人的言行趣尚、气质情性或品德修养而言的，主要是指经过《诗》的陶冶，人们富有温良的善意、诚朴宽厚的人格底蕴、温厚和平的性情、从容深厚的风俗。温柔敦厚虽然是具有共通性或普遍意义的性情基调，但并非性情和《诗》教的全部内涵，应与人的心灵的其他要素相辅相成，以免造成“愚”的偏失。《礼记·经解》意识到温柔敦厚可能有所偏失，因而强调深于诗者“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后世不少论者在批评“温柔敦厚”的《诗》教时忽视了“不愚”的一面，导致误读。

从根本上讲，“不愚”就是明智、聪慧，有真知。按照王夫之的注解，可以说，不愚意味着人能明断真假、善恶、美丑、是非。《荀子·修身篇》有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这段话的大意在于明辨是非则不愚。朱熹在解释《论语·先进》中“柴也愚”时说愚者，知不足而厚有余。由此可见，人在温柔敦厚的若有较丰富的知识或智慧则不愚。

温柔敦厚是一种性情中和的基调，不是对人的性情的单向度的规定，不妨碍性情中其他因素的多样呈现，温柔、敦厚是情之和、情之固。情之和偏重于外在的精神风貌，情之固偏重于内在的人格底蕴。

孔子从他的“中庸之道” 的哲学观点出发，提出了“温柔敦厚” 的诗教，主张文学上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成为一种审美标準，是要求感情适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发乎情，止乎礼义” 用礼义加以节制。是要求表现含蓄。正如孔頴达所释，“温柔敦厚”诗教具有“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特点，要求诗人在创作上运用比兴的手法，形成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以便调动读者的想像来进行审美的再创造。，这对于比兴的艺术方法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这可以说明“温柔敦厚”的诗教在促进艺术表现方法的发展上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但温柔敦厚的诗教又有其消极作用。

“诗”教的宗旨在于教人，使人在“温柔敦厚”的大前提下对国家的利弊得失表达意见竭尽愚忠。“诗”教要求诗歌塑造的是“怨而不怒”、温柔和顺的艺术形象。从而以诗教民，以诗化民。并以诗人的休养为添加剂，造成诗人温顺的性格，进一步影响到全社会。使封建统治者在权力的舞台上随心所欲。作为诗歌的伦理原则，“温柔敦厚”诗教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这也是“温柔敦厚”在汉代产生，并长期成为封建文艺的创作纲领的原因，这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两汉时期，君权与神权合一，士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不得不依附于封建君主。郑玄说“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惰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谲其美而讥其恶。”（《六艺论》），汉儒在美与刺、谲谏与讥恶之间，只张扬前者而不标举后者。可以说，这种诗学观要求诗人必须将自己的情感约束在专制主所能承受的心理範围之内，不能超越封建伦理纲常，不能扬才露己，也不能责备君主。所以，从两汉开始，“温柔敦厚”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法则，而且也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对士人性情、人格的规範。

从诗歌创作来看，它束缚着诗人的思想，使诗歌不能充分揭露和批判封建的黑暗统治吵能充分发扬民主思想。从诗歌理论来看，作为一种规範，它也严重地束缚着许多文论家。不要说一些正统封建卫道者，运用这个规範极力否定一些具有民主性的进步诗歌，就是一些进步的理论家，如王夫之等人，由于亲人这个诗教，也在他的诗歌批评中出现了不少否定进步诗歌的错误病人，如按照温柔敦厚的原则否定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证。

温柔敦厚作为儒家的传统诗教，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运用这一诗教来调整本阶级社会成员之间的关係，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它规定怨刺必须“温柔敦厚”，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只允许“怨而不怒”地委婉劝说，不允许尖锐地揭露批判，因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又常常起着消极的作用。

古代一些着名文论家如刘勰就十分注意从艺术方面发展“温柔敦厚”的有益因素，他提出“诗主言志，诂训同书，

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强调的是“温柔敦厚”诗教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主张诗歌要含蓄。这可以说明“温柔敦厚”的诗教在促进艺术表现方法的发展上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从中吸取教训。